齐宣王听孟子说得那么严重，以他多年来的经营，到达了《战国策》中所描写 的富强情形，还说有后遗症，当然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对孟子说，你说得那么严重， 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是不是可以说来听听看。

孟子说，假如我自己的故国——邹，和现在南方的强国——楚国打仗。你看是 哪一方面胜利？

齐宣王说，那当然是楚国会打胜的。

于是，孟子说，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小国当然不能去敌对大国，兵少的不 能和兵多的打仗，力量弱小的也不能去对抗力量强大的，这是不变的原则。如今， 你齐国虽有千里之广的土地，但却只占了天下的九分之一而已。你现在以九分之一 的力量，想去征服其他九分之八的力量，以达到称霸天下、统一中国的目的，就等 于邹国去打楚国一样，最后一定失败的，而失败的后果就严重了。所以你最好从根 本思想上，回过头来重作考虑，放弃用武力统一天下的想法，改变国策，从实施仁 政做起，使天下读书人——知识分子，想做官的人，都愿意做你的干部；所有的农 人，都喜欢到齐国来耕种；所有的商人，都愿意到齐国来作生意；而观光客们也都 愿意到齐国来游览；国际上，所有对他们领导阶层不满意的，都到齐国来向你投靠。 到了这个地步，虽然你不动一兵一卒，谁又能和你相对抗呢？

孟子的这些主张，是反缘木求鱼的。而他把齐宣王有做法，比为缘木求鱼，的 确比喻得很妙，所以这句话也就成了后世几千年来，大家常引用的成语。

说到缘木求鱼，想起另外一句成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句鼓励别人的话，和缘木求鱼的意义不一样，作用也是不相同。一般人听了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都很高兴，认为是被夸奖励，而没有仔细去想一想， 为什么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试想想看，在地上竖立了一根一百尺高的竿子，当 一个由地面向上爬，爬到了一百尺的竿上，已经到了顶点了，还鼓励他更进一步？ 这一步进到哪里去？再一步就落空了，落空可不就又掉到地下来了吗？所以这句话 的意义，是勉励人，要由崇高归于平实。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一个人的人生，在绚烂以后，要归于平淡。

在明人的笔记中，有一则类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故事。叙述一位道学 家求道的故事。这位道学家修道，研究了许多年，始终搞不出一个名堂来，得不了道， 非常苦恼。于是有一天，带了一些银子，出门去访名师。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骗子， 知道他是出外访师求道的，身边带有许多银子。就打他的主意，设法和他接近。骗 子当然是很聪明的，和他一聊上天，两人就很谈得来。可是尽管这个骗子，假装是 得了道的道学家，使这位求访名师的书呆子道学家，对他十分钦佩，但就是骗不到 他的钱。后来，到了一个渡口，要过河了。这名骗子脑筋一转，对道学家说，要传 道给他了，而且选择在船上把道传给他。这位道学家听到有道可得，非常高兴。两 人上了船，那个骗子告诉道学家，爬到船桅顶上就可以得道。这位求道心切的道学 家，为了求道，为了便于爬桅杆，他那放有银子而永不离身的包袱、这时就不能不 放下来了。当他爬到桅杆的顶端，再无寸木可爬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什么道，便回 过头来，向这位传道的高人请教：道在哪里？不料那名骗子早已把他留在甲板上的 包袱银子拿去，走得无影无踪了。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上了骗子的当。可 是这位道学家，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时候，他在桅顶上，突然之间真的悟了，所谓道 就在平实之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什么东西啦。于是立刻爬下桅杆来，对大家说， 他不是骗子，的确是高明！的确是吾师也！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这虽然是一则讽刺道学家迂腐的笑话，透过这个笑话来看，实在有其至理。和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句话一样，道就在平庸、平淡之中，也就是极高明而道 中庸的道理。

笑话说过了，再回到《孟子》的本文。我们看他在大原则上，对齐宣王说，不 要用武力，而以仁政，使天下归心，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会愿意到齐国来， 作齐国的臣民。如此，自然就可以“范中国而抚四夷”，齐宣王的大欲，就可以达 到了，这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是参考苏秦、张仪，这些所谓纵横家的谋略之士们，依据各国的情势、地理 环境、时代背景、战略地位，再配合国际关系的说辞，则与孟子之说有所不同了。

就战略、政略问题的讨论上来说，我们不妨牵扯一点孙武子所著《兵法》中的 两段记载。孙子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诡道也。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 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夫兵久而国利者， 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由孙子来与齐宣王见面，那么他将会说出上面这些话的。 从这里看到，以一师之众，要十万人作后盾，而所花费的战费，是多么庞大，所以 作战用兵久了，绝对不可能对国家有利。后人也说兵贵神速，如果战争拖下去，绝 没有好处。抗战期间，日本人估计，只要三个月便可征服中国了。而我们对日本人 的战略，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尽力设法把战争拖延下去，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战 的部队，师老兵疲，自尝败亡的苦果。所以，如果没有把作战的害处弄清楚，就不 会懂得用兵，当然也就不会得到战争的胜果。因此，作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又 是个不同的论点。

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论，似乎还听得进去，对孟子的态度也 算客气，称“夫子”，不像梁惠王只称他“史”。所以他对孟子说，我真有点糊涂， 没有你看得那么远，这方面还有什么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帮助我，明白地告诉我。 虽然我还不够聪明，或者可以听你的办法，试着去做。

于是孟子提出一个原则来，也成为后世的千载名言。不过名言是名言，有时候 又会事实归事实。因为在某一种时代，某一种情况，或某一种特殊的因素，这种种 客观的条件下，现实与理论会互相违背的。

孟子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恒产的人才有恒心。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 士为能。”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心 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 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 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四川朋友有两 句谚语：“最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一个人既然穷到了讨饭，他还有什么 顾虑？这时候名誉根本无所谓了，什么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为了填饱肚 子，为了活命，什么都做得出来。一般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既没有恒心，就没有中 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为，或者是任意妄为，放肆胡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儿郎 当，或者走邪门，或者挥霍无度。因为在没有恒产的心理上，认为反正就是这么点 钱，花了再说，享受了再说，所以没有钱的，反而舍得花钱。钱花惯了，虚荣心越 来越大，总有一天钱不够用了，于是心存侥幸，动起脑筋作奸犯科，无所不为了。 等他们犯了罪以后，你齐宣王用法令，又把他们抓来，再处罚他们，一定是这样办 的。现在，你看见他们犯了罪以后，只晓得去处罚他们，而不改善你的政策，使他 们不致于走上犯罪的路，这就等于你设下犯罪的陷阱引他们跳下去，结果又来责罚 他们，这就是陷他们于不义。一个真正行仁政的领导人，是不会如此对待老百姓的。

看完了这一段孟子的谈话，我们就可以作几点研究了。

第一，我们读了《战国策》中苏秦描写齐国，尤其描写齐国首都临淄的情形， 是那么繁华，那么奢靡，而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精神又是什么呢？所表现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就是孟子这里所讲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而 终于“陷于罪”的一种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是病态的，而不是健康的。以现代的 理论去衡量齐宣王时代的社会，是没有真正实行民生主义，使每一个国民，每一个 家庭，都得到富足、安乐、和睦、健康的生活，而只是表面的繁华而已，只是一个 所谓“浮华”的社会，并不是踏实的安和康乐。

第二，孟子的这段话，虽然是对齐宣王说的，可并不一定齐国才如此。战国时 代，各国的情况，也都是如此，无以强国为然。所以孟子的话，也可以说是针对整 个时代而说的。

第三，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权下，政治不上轨道，社会形成病态，都会产生这 类现象。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强国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乐的社会？孟子继续说出 了他的意见，在现代来说，他指出了民生主义的重要性。他主张先要使每个人经济 安定，每个家庭经济充裕，然后达到社会的富裕，国家的富强，仁政一定要以经济 安定，安和康乐的社会为基础。在当时，是没有现代这些分门别类的术语，来表达 这种政治的境界，孟子只有以具体的事实状况作说明。所以他说，一位英明的政治 领导者，实行建设安和康乐社会的政策，必须要使得每个国民，对上能够养得起父 母，对下能够娶得起妻子，生儿育女后，要有抚养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 好，丰收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吃饱；即使遇到歉收的凶年，大家也不会有饿死、流 亡的痛苦。假如社会建设到这个地步，每个国民都可以安居乐业，然后再施以教化， 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进步。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下一 道命令出去，老百姓们很自然地都乐于听从了。

现在你齐宣王在民生问题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军国主义的路线，武力 第一，只求国家的强大，实施专制的、独裁的、集权统治的政治。拼命榨取人民， 扩充国家的武力军备，结果弄得老百姓养不起父母妻儿，家庭破碎。即使年成好， 农产丰收，也被集权统治的政权——征敛去充实军备了，老百姓还是吃不饱。假如 是遇到年岁不好，粮食歉收，那就更惨了，只有饿死。到了这个地步，活都活不下 去了，还谈什么教育，讲什么礼义。所以齐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国国民都 很乐于服从你，然后以王道领导天下，那么你就应该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 则上去检讨，有所改变才行。

我们看到孟子这项主张，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并不是像后儒所说的那样， 坐在那里空谈、讲道，钻研心性微言，讲授孔孟理学，静坐终日，眼观鼻，鼻观心， 观到后来，只有“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那才真是误了道，造了孽了。 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济民的，正如管子政治哲学的名言：“仓凛实，则知礼节，衣 食足，则知荣辱。”都是先要个人的经济充裕了，才有安和康乐的社会，然后才能 谈文化教育，谈礼乐。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为他们是坐在那 里眼观鼻，鼻观心的，只讲养浩然之气，讲尽心修道而已！

这一段话，前面孟子见梁惠王的记载中，已经有过。只是“数口之家”，在这 里记的是“八口之家”；“七十者衣帛食肉”，在这里记的是“老者衣帛食肉”； 这些具体数字的些许差别而已，在文义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这里就不再作字句 上的讲解了。

从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开始，到这里为止，他和孟子一波三折，数度起伏 的谈话，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就在这一小小段落中，有好几个值得我们研究讨论的 重点。

后世常引用孟子的许多名言名句，如“君子远庖厨”，“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 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犹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无恒产， 无恒心”及“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等等，不但是文学上的名句，也是学 术思想上的名言。无论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乃至于研究民生问题，土 地改革，以及心理建设，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则。 它涵盖的意义，相当广泛，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齐国当时的社会，尤其首都临淄的景象，表面上是商旅辐接，经济繁荣， 市面一片景气，简直如欧洲的罗马鼎盛时期，又如今天新大陆的纽约一样。然而， 这种繁荣的现象，是真实的吗？是表里一致的吗？不然！在齐宣王的战国时代的政 体，一般学说上，称之为封建制度，这是对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如果以诸侯各 国的内部施政，就诸侯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言，则与秦以后的专制政体，是完 全一样的。所以一般以为在秦商鞅变法以后，才有“私有财产制”，其实春秋诸侯 各国，早已演变成了私有财产制。从孟子建议梁惠王和齐宣王“五亩之地，树之以 桑”。发展农村副业以达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目的，就证明了当 时的财产私有制。商鞅不过是就当时演变发展所形成的事实，制作一套更完整的法 令制度出来，更便于征敛而已。当时各国的财政、军用，都靠征敛而来。而征敛的 对象，唯有从土地上去不断压榨，在农产品上去征收了。

不但战国时代如此，后世两千年来，尽管在汉以后，有了盐、铁资源的开发， 所谓“上山下海”，扩大了生的领域，增加了这两方面以及其他商业货物方面的税 赋收入。可是直到几十年前，我们还是以农立国，于是不可避免的，农民就挑起了 国家财政的重担，成为征敛的主要对象。尤其在战国时代，国家一旦用兵，军费支 出之浩大，人力消耗之惨重，如前面孙子所说的那样，实在是农民们的苦难。

所以孟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不只是对齐宣王说的，也是对当时 各国说的。不只是战国时代如此，后世几千年来的事实，大多如此。而他的“乐岁 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希望，也是几千年来国民共有的希望。尽管几千年来的 历史，都在歌颂农民，赞叹农民，但在没有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政策以 前，农民的生活始终没有获得保障，始终是一个问题。

其次，我们研究政治的也好，研究社会的也好，研究军事的也好，许多都认为 历史上朝代的变更，是由于农民不满于政府的压榨，而起义革命，也有的说是农民 与知识分子结合而起义。认真地说，只有来自农村的人，知道民间的疾苦，与知识 分子结合，起来革命的则有，至于农民本身起来革命的事情则没有。固然汉高祖、 朱元璋曾经种过田，但也只是一个短时期，不算是真正的农民。但是，因为中国的 农业社会，几千年来，都停留在“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状况之中，有 人起来鼓动一下的时候，社会就乱了。

以上这些是中国的情形，我们放眼看世界各国，又有所不同。例如欧洲的古希 腊、西班牙等等国家，先天上没有办法向农业方面发展，只有在商业上找出路。而 商业的最好出路，是航海到别的岛屿或陆地做生意，于是形成了海运的发达。当时 的所谓海运，老实说，到了陆地，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贸易，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见， 就是海盗。至于奴隶的买卖，女奴的掠夺，乃至新大陆的恶行劣迹，都是有史可寻 的。大概说，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国家并不富裕，连黄金都少有，许多都是这些海 盗们抢印度，骗中国，这样从东方劫掠过去的。

等到欧洲的产业革命以后，机器发达，代替了人力，资本集中，大量生产以后， 资本家的财富愈来愈多，工人愈来愈苦。这时马克思看到当时的景象，才提出了劳 工第一，劳工神圣等意识，才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

但是也说明了，在欧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问其是以农立国或工商立 国，在过去的历史，一般百姓们总是过着“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生活。

至于今后如何呢？经济不断地发展，社会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扩展，大家都汲 汲于全人类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结果如何呢？问题似乎并不单纯， 也不乐观。因为还有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有待处理，在心灵的修养，达到相当的程 度，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满足了，人类才有安定的可能。不然，仍会造成“乐岁终 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痛苦。

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谈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两人思想上，最大的一个分 歧点。孟子是圣贤，圣贤的思想，处处是为了大多数人，普遍的、平等的和长远利 益着想，要大家“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齐宣王是一个国君，尤其是战 国时代的典型君主，他的为政，是为了他那笑而不答，隐藏在心里的“范中国而抚 四夷”的个人大欲。所以我在前面讲到，历代帝王出来打天下，口里都是说为人民 解倒悬之苦，而事实上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权力欲。过去由英雄主义一变而跃登 帝王宝座的帝王与强盗，都一样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乱。

元朝时有人就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元人还有一首讽刺帝王政治时代官场的白话诗说：

锣是金属制成的，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锣。

我们研究《孟子》到这里，从书上记载的编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见过了梁 惠王、梁襄王和齐宣王。前后三位国君，每一位国君的思想观念、处境以及素养， 都有所不同。而孟子对他们，却一贯地阐扬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从他和这三位国君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诱导的 方式，就教化的立场而言，他始终走的是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例如：他对齐宣 王的谈话，一开头就把握住齐宣王不忍杀牛这一点善念，然后教他将这一点扩而充 之，推及到爱人、爱世上面。这就是顺其所念所行而诱导，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说 教的理论，以辨别是非善恶的方式，在可以与不可以、善良与罪恶的种种对比中， 作强制性的说教。而是先同意、赞成对方的意见，而后诱导对方，使他扩而充之， 知道自己所爱好的别人也爱好，自己所要的别人也要，这就是孔子“推己及人”的 恕道，也是实施仁义之道的方法。所以跟着下面齐宣王说到自己好乐、好勇、好色、 好货的时候，孟子都说没有关系，不要紧，不过要扩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达到富 强康乐的生活水准。

我们看到孟子这种教化的方式，联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众所周知，两千 多年以来，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但是几千年来， 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发挥仁道精神的作为上，虽然秉持着师道的原则，但事实上， 始终是走臣道的路线。换言之，是“依草附木”式的，依靠一个既成的力量借以推 行王道的理想。尽管儒家标榜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历代帝王的盛德，可是 他们本身所走的路线，都是依据既成的力量，推行他们的理想；依附别人的门户， 并没有自己去走出一条路来，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简要而切实地说，儒家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们 只是希望已经在位的帝王，能够变成尧，变成舜，因此影响到后世两干年来的儒家 思想，永远是走臣道的路线，只希望做到“致君尧舜”，使在位的帝王，能够像尧 舜一样，施行仁政。

可是，“致君尧舜”又谈何容易！自秦汉以后，历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质上， 他们不但并非尧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正如杜甫《过昭陵》诗说： “草昧英雄起，诓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这一首五言绝句，短短的二十个字，对于历史哲学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 言无隐，和司马迁写《史记》的哲学观点，完全一样，只要懂得古诗写作原则，了 解所谓温柔敦厚的含蓄艺术，便可透过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说的深邃含义。

第一句“草昧英雄起”，一开头就说明生当乱世时期，英雄都起于草泽之中， 成王败寇，很难论断，到了成功以后，便四海沤歌赞颂，认为是天命有归，历数更 代，成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事实上，他们无非都起于风尘之中，犹如汉高祖， 手提三尺剑，斩白蛇而起家。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后，江山社稷便成为一家一 姓的天下了。他由唐太宗的开基创业，而联想到汉高祖等历代帝王，几乎都是一个 模式出来的。

便“乃翁天下”虽在马上得之，当然不能在马上治之。于是乎才轮到了后世标 榜儒家的读书人们，来坐而论道，大谈其治平之学，与孔孟之道了。事实上，那些 天子的禀赋，既非尧舜的本质，要想“致君尧舜”，岂非痴人说梦。历史上虽然也 出过极少数几个比较好的皇帝，到底距离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远。可怜 的后世儒生们，在文章上拼命讲述“致君尧舜”，而事实上每下愈况，都只是希望 自己考取功名以后，“致身富贵”而已。

像孟子一样，极尽所能诱导齐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何况 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圣，哪有可能？此所以我们过去的文化历史，始终在帝 王专制政体中，“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一个模式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也使 孔孟的道统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体之下，绵延存续了两千多年。

以前我在读《孟子》的时候，也曾为古圣先贤们发出同情的一叹，写了一首不 成才的诗：“千秋礼乐论兴亡，儒墨家家争辩忙。尧舜不来周孔远，古今人事莽仓 仓。”我说是不成才的诗，那是老实话，绝不是自谦。

在文艺与哲学相凝结的唐诗里，前有杜甫《过昭陵》的五言绝句，后有唐彦谦 《过长陵》的一首七言绝句，都是很好的历史哲学写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温柔敦 厚的诗人风格。他的诗说：“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 灞陵斜日重回头。”

第一句“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由历史得知，凡是开国的君主帝王，大都以 武功而得天下。这一句和杜甫诗的涵义一样。第二句“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 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说“愚民有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的法令，此处影 射历史上成王（夺得天下即为天子）败寇（侵犯帝陵即便杀头）的人生悲剧。下面 两句，也便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儒家们，虽然满腹 诗书，究竟有何用？比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经据典，成为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 而下之，差一点的，一辈子死于头巾之下，谈今论古，满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汉高 祖——刘邦口头常常爱骂的“竖儒”或“鲰生”、“腐儒”之类，等于近代常用的 “酸秀才”、“书呆子”，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唐彦谦在他后两句诗里便感慨地说， 最可怜的是像我们这些念书的，生逢乱世，“千古腐儒骑瘦马”，只有一副穷酸落 魄的样子，在那夕阳古道，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头望望，发思古之幽情， 作一副无可奈何的穷酸样，所谓“灞陵斜日重回头”而已。

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 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上写 着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之”字是语助词。赵 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讲到这里，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 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于轻薄。中国人喜欢作 诗，无论是古诗或今诗——白话诗，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这也是我 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但是有才华，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比如诗圣杜 甫，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都有这种风格。刚才所举杜甫、唐彦谦两首 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的确是涵养深厚，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却不致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样的思想，但一下笔、一出口，便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叛乱意 识，犹如《水浒传》上梁山泊式的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 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强盗”的诗，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看来浅显明白， 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哀伤感叹、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都兼 而有之，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就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 基。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便合于中国文化“温 柔敦厚，诗之教也”的标准了。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 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对了，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如果去当老师，培养后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 我现在讲《孟子》，讲《论语》，故意用轻松的办法，嬉笑怒骂，来引起大家对固 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不足为训。所以我 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虽然用心良苦，但却不入正途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有 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但同样的方法，被别人用偏差了，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

现在我们研究，孔孟当时为什么会走这种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呢？我们知道， 虽然后世的儒家，有了门户之见，对于道家的思想起了争论，但是在孔孟当时的知 识分子，是没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宝之说：曰“慈”，曰“俭”，曰“不敢为 天下先”。孔孟的这种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绝对没有挺身而出， 亲自扮演尧、舜的思想。

这种自己绝对不来的态度，是儒家的好处，因为他们唯恐会使天下更乱。儒家 自己不来，好了儒家，却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怜的是影响后世的儒家精神，只 能规规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尧舜”——走上王道，改变现有的状态， 却又往往力不从心，受到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事与愿违。在达不到理想的时候， 有时只能以身殉道，充分发挥了“臣节”的教育精神，做到了尽忠报国，尽忠报工 而已。如果就行为哲学和历史的事实互相参究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历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学，处身庙堂，尽管有 许多作为，有许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宫廷中出了问题，他们便一点办 法也没有。所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无法自立， 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让我们抛一句文言，便可说：“至堪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