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孟子运气相当不好。正当他和梁惠王慢慢谈得来，已经可以劝梁惠王不必 怀疑他的“王亦曰仁义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犹豫去施仁政的时候，不幸得很，梁 惠王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这时孟子即将离开魏国，因为新王上台，一切情 形也就不同了。下面就是孟子和这位新王见面后的情形：
孟子见梁襄王。出。
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美。天油然作云， 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熟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 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谁能御之？’”
这一段文章，写得真好，不要说在古文中，很少有这样生动、幽默的作品，就 是在现代用白话文来写，也很难写得如此活龙活现，而又恰到好处。在字里行间， 体会一下，蛮好玩的。
魏国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见孟子，孟子去了，可是两人见面谈话 的情形和内容，没有作客观的直接记述，只说孟子见了襄王以后，出来了。然后由 当事人之一的孟子对别人说：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个 皇帝。“望之不似人君”这句话，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头话。几千年来，直到 今天，大家常会借用这句话去批评别人，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一下，当借用这一句话 去批评别人时，自己的心理、情绪上，是什么状况，那一种心理状态也是颇为复杂、 微妙而难以形容的。
孟子又补充一句说：等到接近他时，再仔细地看看，他一点谦虚之德都没有， 一点恐惧戒慎的心情也没有。我们知道一个越是有德的人，当他的地位越高，临事 时就越是恐惧，越加小心谨慎。尤其当时的魏国，在战略地理上，处于四战之地， 强邻环伺，而又已经打了几次大败仗，正是国势不振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个国 君是不好当的。别说是这样一个国际现势，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该诚 惶诚恐才对，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儿的作风，满不在乎的样子。所以孟子说他 “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不但一国君主应该戒慎恐惧，就是一个平民，平日处世也 应该如此，否则的话，稍稍有一点收获，就志得意满。赚了一千元，高兴得一夜睡 不着，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个小酒杯，加一点水就满溢出来了，像这样 的人，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
这两句话，是孟子叙述他观察梁襄王以后所得的印象，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 当然，这个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鼻子如何？运气又怎样？这是一般江湖术士的看 相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识人”的学问，有好几部书。汉末有刘劭的《人 物志》。最近的有清代曾国藩的《冰鉴》。《人物志》，可视之为看相的书，也就 是识人之学。所谓“形名”之书，也可看作是现代研究人事管理，不可不读的书。 里面是讨论人的器宇、器度、神态等问题。其实说到看相，中国很早远在战国时代 就有。在汉代有一个著名的相人者名叫许负，名声普闻朝野，看相看得很准。当然， 也有一些是献媚的小人，对人说些好听的话，一味地阿谀奉承，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从一个人外在的言默举止，而看他的内在品德修养，也是一件很难的事。以现代 的名辞来说，就是品质问题。现代的工业产品，要加强品质管制，就是每一种产品， 有它一定程度的规格，这种规格，就是起码的品质。产品有一定品质，出厂前要用 科学方法，精密仪器鉴定，超过标准规定的是优良品质，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质，必 须淘汰。人也有各人的品质。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器度，有优良的品质。而看人 的器度好坏，也如同鉴定东西品质好坏，从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样，从人的言默举止 之间，即可看出此人之气质如何。如所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对帝王人物的 评语，就是对器度的描写。如形容汉高祖的隆准、龙颜等等，表面像龙的那个样子， 鼻子高高的，下面大大的像一颗独蒜头，嘴巴阔到耳根边，睁大了两个眼睛，好看 不好看呢？不去管他。也有人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猪，指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那张朱元璋画像是假的，而在庐山天池寺的一张才是真的。我看过庐山天池寺那 一张被指为真的明太祖画像，真的就像一个猪头，所谓五岳朝天，嘴唇特厚。在我 看来，庐山那张是假的，故宫那张是真的才对，否则一个皇帝长成那个猪头样子， 实在难看！事实上也不可能。这是讲历史故事的闲话。
另外在历史上有两件关于人的器度的故事。也足以证明人的器度，的确是他的 内涵修养气质的表现。晋朝著名的奸雄，也是历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桓温， 他代蜀打到了川东，在白帝城看到了几堆砌起的石头，据说是诸葛亮当年作战时， 依奇门遁甲，克敌制胜而摆下的八阵图。这时桓温自认为了不起，觉得诸葛亮也不 过如此。因而表现出一副很自豪的态度，便向身边一名在年轻时候、曾经跟随过诸 葛亮的老兵说：“你是跟过诸葛丞相的，今日你看看我和诸葛公比较起来怎样？” 这位老兵最初连声说：“差不多！差不多！威风差不多，可是……”顿了一下，他 又叹了一口气说：“我跟过诸葛丞相许多年，可是诸葛丞相死后，这几十年来，又 看了这许多人，可就没有一个比得上诸葛丞相。”桓温听了这位老兵的结论，脸都 发白了。
桓温平日就很自我欣赏他的雄姿、风度、气质，认为和晋宣帝、刘琨他们的气 质不相上下。他征伐了秦国回来的时候，收买了一个年纪大的女仆人，查问之下， 这个女仆人，以前就是刘琨的女仆，自然是熟识刘琨的。这个老女仆一见到桓温的 时候，就禁不住流下眼泪饮泣起来，同时对桓温说，“您很像刘司马”。桓温听了 她这句话，正中下怀，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还不自满足，再把帽子戴戴好，衣服拉 拉平，弄得更端端正正，又问这个女仆，“你再仔细看我，到底像刘司马——像到 什么程度？”这个女人一面仔细看他，一面说：“您的面貌很像，就是面皮薄了一 点，不像他那么福泰；眼睛也很像，可惜小了一点，再大一点就好；嗯，胡须的样 子很像很像，可惜您是红胡子，不像他的乌亮；整个身材也差不多，奈何您不及他 高；声音也像，但是您的声音有点娘娘腔。”这个老仆妇，奉命评头品脚，谈了老 半天，说得什么都像，可是什么都差一点，都不像。把一个桓温气得摘下帽子，脱 了袍子，干脆跑去蒙头大睡，好几天都不快活。此外，例如许劭看曹操，便说他是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问裴潜说：“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 如何？”裴潜说：“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二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这些有关历史人物的评鉴，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旁观者清的智慧之语，当然不是全仗 看鼻子、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论人物的。
大人物的情形如此，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气质。有这样一则笑话：清朝末年， 国库空虚，于是鬻官卖爵，设立捐班，定下价格，捐多少钱，便可做多大的官，以 资敛取。当时有一个发了横财的船夫，捐了一大笔钱，得了一个七品顶戴，也在礼 部学了礼，大概用苦功学了一段时间，在场面上也能摆出一副官架子来了。可是有 一次，和一些同一阶层的官员们在一起吃饭，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在拿起筷子来 夹菜之间，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饭时的习惯，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把两根筷 子，弄得齐平。他的这个小动作，被同席的人看见了，一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 而且以前可能以是作船夫的。这还是小事。饭后大家坐下来喝茶聊天，其中有一位 进士出身的清廉县知事，穿的一双靴子破了，但他仍毫无愧色地伸在前面摆开了八 字脚。这位捐班的船夫看见了，于是说，某大人！你的靴子破了。这位县知事听了 不但没有难为情，反而举起脚来说：“我这靴子的面子虽然破了，可是底子好得很。” 这是一句双关语，意思是说：我这县官的底子，是凭学问考来的，不像你老哥这个 官儿是用钞票买来的，所以羞红了脸垂下头去的，反而是这位笑别人破靴子的船夫。 这就是气质的不同了。
可是看人的气度，有时也是不简单的。像这位船夫大人在手心里齐筷子，是很 明显的所谓职业的习惯性动作，但也有时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表，那可就要别具慧眼 来辨别了。像《吕氏春秋》说的：
识人如辨物，那一种似是而非的赝品，最会把人难倒，玉和石，是很容易分辨 得出来的。但是遇到一块很像玉的石头，那么珠宝店的专家，也感到头痛了。至于 评断宝剑也是一样，普通的生铁所铸，锋刃不利的，一望而知。但是样子很像什么 干将、莫邪的古代名剑，也会令古董商人头痛。物因如此，对人的认识就更难。因 为人是活着的，是动的，会自我巧饰，所以一个很贤能的君主，也怕遇到那种耍嘴 皮子能说善道的辩士，弄得不好就误认他是有真才实学的通人，予以重用而终于误 国。历史上更有许多亡国之君，看来非常聪明；一些亡国之臣，看来非常忠心的。 例如大家最崇拜的诸葛亮，也把马谡看走了眼，而自叹不如刘备的知人。
鉴识人，见其器度困难，即使是从言默举止有了认识，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要 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个性。在苟说的《申鉴》中，有一段讨论到气度的反面个性说：
“人之性，有山峙渊停者，患在不通。”一个稳如山岳，太持重的人，做起事 来，往往不能通达权宜。“严刚贬绝者，患在伤士。”处世太严谨刚烈，除恶务尽 的人，往往会因小的漏失而毁了人才。“广大阔荡者，患在无检。”过分宽大的人， 遇事又往往不知检点，流于怠情简慢，马马虎虎。“和顺恭慎者，患在少断。”对 人客客气气，内心又特别小心谨慎的人，在紧急状况下，重要关键处，则没有当机 立断的魄力。“端悫清洁者，患在狭隘。”做人方方正正，丝毫不苟取的人，又有 拘拘缩缩，施展不开的缺点。“辩通有辞者，患在多言。”那种有口才的人，则常 犯话多的毛病，言多必失，多言是要不得的。“安舒沉重者，患在后世。”安于现 实的人，一定不会乱来，但他往往是跟不上时代的落伍者。“好古守经者，患在不 变。”尊重传统，守礼守常的，又往往会食古而不化，死守着古老的教条，于是就 难有进步。“勇毅果敢者，患在险害。”现代语所谓有冲劲，有干劲的人，在相反 的一面，又容易造成危险的祸害。
所以认识了一个人的气度，同时还要看他这一种气度在反面有什么缺陷，那么 “事上”也好，“用下”也好，才能达到知人善任的目的。
孟子一见到梁襄王，就说他“望之不似人君”。这是孟子的善于识人。历史上 的确有许多不像皇帝的职业皇帝，尤其是生下来就是太子的人，常有不像样的。野 史的资料，记载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有一次拿起元朝后代皇帝的画像来看，他说： “左看右看，只像是个牛医，哪里像个君临天下的帝王相。”牛医就是兽医的意思。 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有许多人是见过的，他的照片，大家差不多都看过，虽然 清秀，但却带着点“我见犹怜”的味道，的确也是“望之不似人君”的一种典型。
从“望之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两句话，就知道孟子的心目中，已 经认为这位魏国新王是扶植不起来的，这时也已经注定了孟子将要离开魏国的命运。
孟子告诉别人——也可能是告诉他的学生，这位魏国新王，还有更妙的事。梁 襄王见到孟子，既没有寒暄，也没有礼貌，招呼也不打一个，连“叟”都不史一下 了。忽然间毫不客气地、冒冒失失、没头没脑地捅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来：“怎 么定天下？”于是孟子只好答复他：“定于一。”
这一个“一”是什么？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原则？一个战略？或一个国家？ 到底是“一”个什么？好比佛家参禅的话头，看不出一个确定的意义，你爱怎么想 就怎么去想吧。！
可是这位“不见所畏”的公子哥儿想的是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就是我襄王自己。 所以马上接口问孟子：“哪一个人可以定天下？”这时孟子就他的话告诉他：“只 有那个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够定天下。”这时候襄王才明白，孟子所说定天下的 人，并不是他梁襄王，而是不喜欢杀人的人。
不杀人的人就能定天下。如果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依文释义，这句话似乎就 不通，没有道理。你我不要说不喜欢杀人，即使杀一只鸡也害怕，难道就可以定天 下？果真如此，则人人可以定天下了。当然，我们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孟子这句话， 是指当时那个时代的君主而言。在战国时代的人主——民众的家长，是可以随自己 的喜恶，任意杀人，有绝对的杀人权利，没有权能分别的法令，没有绝对合理的规 章，人主不必守法，可以生人，也可以杀人。所以孟子这句话，是对当时有杀人特 权的人主们而言。
梁襄王说：假如一个人主不杀人，那有谁和他在一起肯来帮忙他呢？大概战国 时代，各国君主，都以杀人为务，以杀人来立威，使人畏惧，因为怕被杀而跟着走。 自幼在这种人主可以随意杀人的观念下长大的梁襄王，听孟子说不杀人可以定天下， 感到意外，所以才问出“孰能与之”这句话来。
孟子听到这个无知的问题，还是开导他，告诉他：“假如今天有一个爱护百姓， 不随意杀人的人主，则天下的人都会和他在一起。”孟子还怕他听不懂这个道理， 于是又改用比喻的方式开导他说：“您对于田地里禾苗生长的情形，是一定知道的。 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时候，如果久不下雨，田地干旱，稻子没有水分滋养，眼看就 要枯萎了。正当这个时候，炎阳高照的万里晴空中，突然涌来弥漫着水汽的云层， 接着充沛的雨水如注地降下来，很快地，那田地里本来已经垂头弯腰，快要枯萎的 稻子，就又有了生气，欣欣向荣地伸直了禾杆，生气勃勃地复活成长起来。像这股 充沛的滋润力，是自然的法则，又有谁阻挡得了呢？”
可慨叹的，孟子这个枯苗的比喻，恰好就是乱世败政——如战国时代人生境况 的写照。
在古代历史上，碰到乱世的时代，人命真如枯苗草营，有野心的诸侯们，大都 是走“残民以逞”——满足私欲的路线。读了《孟子》这一节书，由乱离人命如草 管枯苗，使人联想到明代沈明臣的诗句——“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沉痛的描述。
接着孟子又说：“今天那些统领人的人主们，各国的国君们，没有一个不是好 大喜功，杀人如麻而无动于衷。倘使其中有一位大仁大义的国君，能够施行仁政， 体恤百姓，不随意杀伐征战的话，那么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个都会伸长了脖子仰望 着，期待着这位君主的领导。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君主，发生了这样的 情形，那么百姓们就会像往下冲的巨流般地归向他。这股自然的趋势，哪里是人力 所能阻挡得了的呢？那么这个不好杀人的君主，当然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这一节，等于孟子的日记，是他自身的历史笔记。当他快要离开魏国之前，非 常倒霉不得意，梁惠王虽然谈不拢，结果还是谈得差不多，至少是可以谈，现在这 位新王根本“望之不似人君”，谈也不必谈了，只有卷起铺盖走路了。
在这一节记载里，虽然梁襄王的问话不好，而且问得没有礼貌，没有意义。可 孟子答复他的话，都是至理名言，是真正的道理。凡是想要作为一国之主的，就要 具备这样的胸怀和器度。相反地，也解释了孟子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理由。 梁襄王没有这种抱负，那么就不能令人见了产生肃然起敬的心理，他的器度、胸襟， 都没有那种令人愿意臣服为他辅助的气势。
孟子自从那次见了梁襄王，出来对人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以后，就离开 了魏国。这应该是梁惠王刚刚去世，襄王即位那一年的事情。梁襄王二年，苏秦大 约就在孟子之后，又到了魏国，并且以合纵之说，说动了梁襄王，参加了苏秦所主 张的六国合纵以抗秦的计划。当然，精确的考据很难说。
这次苏秦访问魏国，和梁襄王谈话的经过，《史记》和《战国策》都有记述， 内容差不多，但是《战国策》的记载比较详细而精彩。现在引用到这里，我们可以 对照起来，作一些研究。
苏秦以合纵发起国——赵国的名义来到魏国游说，实际上是为他自己争取功名 富贵。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开头，就从魏国的地理形势说起，细说魏国 的战略地势，还带上几分夸张，把魏四周的疆界，说得很热闹，并说到魏国人民有 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给魏襄王戴高帽子。这也就是孟子与苏秦所以不同之处。所 谓谋士、说客、纵横之士，都是给别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说魏国不下于楚，其实当 时南方的楚国，在领土的幅员，地理的环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国强大得多。
接下来，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骂了。他说他们“挟强秦之势， 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这几句话很严重，等于说梁惠王这些干部都不尽忠。 苏秦的这一着非常厉害，他这一骂，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发表意见的人，一下子就 堵住嘴了。
可是对于梁襄王，他还是一顶又一顶的高帽子继续送上去。“天下之强国也”、 “天下之贤主也”，大拍马屁。反正天下事，干错万错，马屁不错。和现代的推销 员一样，千方百计也要把顾客说服。而说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马屁 拍完，在对方听得浑浑淘淘的时候，另一手来了，他立即一个耳光上去，说梁襄王 有这么大一个强国，竟然想奴颜卑膝地向人低头，这岂不是太可耻了！
这时，苏秦又举过去历史上吴越之战的故事，同时分析魏国的国力，作为申述 他合纵主张的基础。我们不要以为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回到家里，读了几年《阴 符经》，就把学问读出来了。如今大家从小学读到大学，读了十六年的书，走入社 会，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还不容易。苏秦这里所举魏国的国力，绝对不是他关 在房子里，窗帘都不拉起来，头悬梁，锥刺股搞出来的。他在这段时间里，搜集情 报，把国际间各国的实力，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若指掌了。所以我们大家读书不要 读成书呆子。苏秦第一次出来游说的时候，的确还是书呆子，但是第二次出来游说 时，就大不相同，各国国防上的机密情报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时我们了解当时魏国是这样的情形，而孟子见梁惠王时却要他们行仁义之道 的仁政，这就好比对一个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补药、打补针，他一定不肯依 着去做，是一样的。
苏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数家珍地陈述了魏国当时的局面和战备详细数字，接着 又骂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干部们，说梁襄王身边这些亲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只 是会讨好、拍马屁，不会谋国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苏秦以一个外国人，跑到魏国， 居然敢在魏国君王的面前大骂他的亲信大臣，我们就要从这里了解到他当时的背景。
苏秦第一次游说的时候，虽然已花了家里很多钱，有车、有马、有裘，打扮得 很像个样子，颇壮行色，但到底是单枪匹马，脑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随时 会丢掉的。可是这次的苏秦，胜过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说服了赵王接受他的 合纵计划，然后是代表赵国去说服梁襄王的。这时的苏秦，不但身边带了一大批助 手和卫士，而且还有赵国作后盾，所以他说话的态度就不同了。义正辞严地指魏国 的大臣们，以人主之地，与外国结交，贪求近功，不顾后果。其实这些话都是骂梁 襄王的，只是他身为一个外交官、一个谋略家，自然不便，也不会去面对面地骂一 个他要说服笼络的君主。于是就把这些话、这些责任完全转嫁到这个国家的干部身 上，使对方有一个转身的余地。
苏秦的这一着，是骂得相当厉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这些话 的评语，也正和前几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样。其实呢？苏秦他自己不 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吗？由此看来，天下的是非，大多数只能暂时保留 一时一地，很难永远成为“公是公非”。
然后，他再引经据典地，说出《周书》的理论。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出版事业， 书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贵。苏秦引经据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学问， 读过一般人不易读到的书，一方面表示他的计划是有根据的，最后说出他六国纵亲 的计划，礼貌地请梁襄王作决定。
那么，孟子形容为“望之不似人君”的这位梁襄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以后怎样 呢？自己责备自己不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高明的意见，立即签约，全力支持到底。
不过，后来苏秦死了，张仪也来见梁襄王，提倡连横之说，又是另外一套理论， 反过来驳倒苏秦的说法。这两篇文章，如果办报纸、杂志，正是社论体结构上的好 蓝本。
我们读书，是为了引古以证今，也可由今而鉴古。单看这一篇《战国策》中的 文章，记载苏秦说魏国梁襄王的故事，当时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样，不得而知。但 后代的记载，大部分是不会太离谱的。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当时是很热闹的了。
由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国在梁惠王、梁襄王那个时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国的 那一段时期，魏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国内情 形。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立场，去体会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战国那 个时代中，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来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当然，孟子对梁惠王所建议的，只是政治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并不像苏秦、孙 子等兵法家、谋略家那样，提出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如“合纵”、“连横”一类 的具体办法。不过话得说回来，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国君，接受了孟子这项政治哲学 的最高原则，像鲁国接受了孔子的意见，并给予权位一样，那么孟子有了权位以后， 自然会提出具体的办法。因此，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书呆子”这顶帽子往孟子 头上戴。
尽管孟子说（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这段《孟子》记述的文字 来讲，其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上政治哲学两个大道理，必须特别留意，不可只为了 一句“不似人君”的评语，就轻轻地盖过去，认为孟子对梁襄王的问题，并没有用 心去答复。其实他说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诚恳的教化对人，又是一 回事。
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恶乎定”，这个定天下的问题。他 问的是如何“定”天下，并不是说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义来讲，这一个 “定”字与“安”字，用在这里，就大有分别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学》一书的观 念来讲，“定而后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别。
我们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说，他自己国家的处境，和他个人心理上的烦闷， 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当时在战国互相吞并局势上的困难和不安。再看一看《战国策》 上所记载苏秦说梁襄王的一段，对于魏国当时情势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问孟 子的“天下恶乎定”的问话，并没有错。错只错在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的诚心和态 度而已。
我们大家都很欣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的一幕， 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当时的写照。只是刘玄德冒着寒风大雪，三顾诸葛先生的 茅庐之中，他所表现的诚恳和谦卑，首先便具备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 大”的卓越风范，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诸葛孔明，为了感遇知己，而为他破格出 仕了。
梁襄王所问的如何能定天下，这正是周秦以后千余年来，生当乱世，每一个具 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动机，也就是所谓霸业思想的原动力。天下一定，便可 化家为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家天下的威权，便从 此建立。刘邦做了皇帝以后问他的父亲，我挣的财产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义， 他的父亲李渊对他说，希望你这一举，便能“化家为国”。这些观念，也都是由一 个“定天下”的观念而来。
孟子深深知道这种心理的错误，所以他不从如何“定天下”的霸业思想上去答 复梁襄王的问题。他要从王道的思想上去诱导梁襄王行仁政开始。所以从表面看来， 便大有牛头不对马嘴，所问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当时人主们的喜好了。由 于古文写作，重在浓缩简化，对此要点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在此加以申论，才能把 孟子弘扬传统王道学术思想的精神，更明显地表达出来。
第二个问题，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于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说天下定于一， 并没有说只靠一人来定，或者说定在哪一个“一”上。这句话看来真是相当含糊， 因此也难怪梁襄王为之茫然，于是颠倒了它的逻辑，跟着便问：“孰能一之？”哪 一个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将错就错，他知道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 襄王很难懂得这个高深的政治哲学，于是把它向当时时代病，极其需要的一剂消炎 药上去引导，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实，天下真 正好杀人的并不多。不敢杀人，与不好杀人的人很多。难道那些不好杀人的便都能 统一天下吗？这个道理，上面已经约略讲过，不必重复讨论。
如果要认真讲来，古文写作的文法和逻辑，实在是很认真的。只是古今文法运 用不同，就显出它的逻辑也有点矛盾。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发达，所以古文尽量要 求文句简练，一个字往往代表了一个观念，含意又深又多，于是后世就难得读懂了。
例如宋代欧阳修奉命修《唐史》的时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学士们， 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条狗。欧阳修想试一试他们写史稿作文 章的手法，于是请大家以眼前的事，写出一个提要——大标题。有一个说：“有犬 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有一个说：“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 说，照这样作文写一部历史，恐怕要写一万本也写不完。他们就问欧阳修，那么你 准备怎么写？欧阳修说：“逸马杀犬于道”六个字就清楚了。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 的一例，再看第一个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 的句法。其实，时代愈向后来，思想愈繁复，文字的运用也就愈多了。
如孟子这一段中，一句“定于一”的答词，非常有趣，而且内涵深远，是对中 国政治哲学的至高原则而言，既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说某一种方法， 当然也不是光指仁或义。因为仁和义，也只是政治行为之一，是实施一种政治思想 的高度道德行为而已。所以“不嗜杀人”，也是针对当时好作乱好杀伐的政治风气， 一种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为。在战国当时，或任何一个混乱的时代中，这是值得天 下归心的作为。如果以现代民主思想的眼光来看，那是不必说的当然道理。除非好 杀成性的暴力主义者，或是今天国际政治上闹笑话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这句“定于一”的答话，一听进梁襄王的耳朵里，他脑子里的观念反应， 却一变而成为“天下可定于一个人的手里”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问出哪个能 够一统天下的问题来，你看这是多么有趣的误解，使孟子再也无法发挥“定于一” 的高度哲学理论，只好随着他所能了解的方向，一变话题，转而为“不嗜杀人者能 一之”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对于这句话在逻辑上的分析，或许不够清楚，同时又不肯引用 翻译式西方逻辑那些名词和术语来表达，只好凭诸位高明，自己去体会其间会心之 处。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禅宗大师们的一个故事，作为参考。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寒光十四州。”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诗僧贯休，他为 越王钱鏐所作的名句。钱鏐看了很高兴，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变成四十州。 他不肯，便说，州也不能添，诗也不能改。因此他和钱鏐处不来，便千里迢迢跑到 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写出“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平山的的来”的千古名句。有 一次贯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诗，其中有“禅客相逢唯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 的两句名言。他拿去看当时有名的禅宗大师石霜禅师，认为是自己明心见性的悟道 之作。石霜看了诗，便放在一边，转过来问他：“如何是此心啊？”这一下，问得 贯休和尚哑口无言，无法对答。石霜禅师便说：“你不知道，就问我。”贯休不觉 脱口问道：“如何是此心呢？”石霜禅师一笑而答说：“能有几人知。”你看，懂 了这个逻辑运用的关系，便同样可以了解孟子这一节天下“定于一”，和梁襄王问 答的要点了。
说了这些闲话，我们再回头来讨论这个中国政治学上“定于一”的问题。讲起 来，实在牵涉太多，也太难。不但孟子指出“定于一”，我们且把后世自称为正统 儒家们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老子的话搬出来看看，他同样也有中国政治哲 学有关“一”的思想。老子曾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天下平。” 老子这个得一以天下平的“－”，和孟子劈头而来的“定于一”，是不是一个模子， 如出一辙呢？实在值得慎思，明辨。
综合起来，这个“一”的问题，如果和专讲内圣外王之学的《大学》《中庸》 的内圣之学相提并论，那么《大学》的“明德”和“慎独”，以及《中庸》的“中 和”和“诚明”串通一气，发而挥之，岂非又是一部专论吗？虽然，孟子这里的 “一”，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思想——实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为外王之学来讲，那么，孟子所讲天下“定于一”的道理，便可认为 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不二法门，必须要“天下统一”或“天下一统”，才有长久的安 定。我们只要仔细研究秦、汉以后历史，凡是不得统一的时代，它的祸乱也始终不 得平静。这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则。因此自孟子以后，影响两千年中国 历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着孟子这个论断的观念去立足的。甚至反动的人，也都 是拿它来做口号。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为号召的或真心为国家天下的，对于这个“定于一” 的理论，当然都无可非议。事实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门，当然无可非议。 可是两千年帝王专制政治，到处都是假借孔孟之学的大盗而兼神偷，真如庄子所谓 连仁义之道也被他们偷盗而用了。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孟子只说了一句天下“定 于一”三个字，他并没有说定于一人啊！而历代的帝王们，却生吞活剥地把“定于 一”三个字，硬生生地拉到定于一人，而且一定是定于我了。你看这有多滑稽！
现在问题不要扯得太远，免得与讲孟子的本意大相迳庭，暂时到此打住。拉拉 杂杂说了一大堆，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这段对话中机锋转语的关键， 不要随便忽略。
在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里，有一个中心思想——“邪不胜正”——这是一 项真理，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但是自古以来，在任何时代， 行正道都是非常艰难的。孟子始终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难实现。不过，如 果说苏秦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么程度呢？这也很难下定论。他们的 主张，只是针对当时的利害而来的。摆在眼前的现实利益，不管智、愚、贤、不肖， 大家都容易看见，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见效，大家都乐意去做。而孟子所提倡的 王道仁政，是大利，是远利，是百年大计，甚至更远在百年后。今天耕耘的人，自 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
人不论为国、为家、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这 也是人情之常。对照一下孟子与苏秦两人，对魏国君王所提的意见，以及所获的迥 然不相同的结果，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总是急功好利的。对此，也只好付 之一叹了！
关于孟子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话，并非说他没有人样，只是不像可以 当大君的神态。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后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风流潇酒，可以成名 士，不能做人君。据晋武帝司马炎时代挖出梁襄王坟墓的出土资料，在他葬的墓穴 中，还藏有相当可观的古典经书，由此可见他也是个读书种子。例如三国时代的江 夏刘表，还是位《易经》专家呢！讲到这里，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师作的诗：“隋 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梁襄王可 能也是这个类型的人，不适宜于做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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