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反映农业丰收的典型照片《种瓜得瓜》(盛果 摄)，图中的冬瓜多为移植，带明显的加工痕迹

于澄建拍摄的《欢跃在早稻“卫星”上》，被当作“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在1956-1959年期间，中国摄影呈现出时代大背景下的特异景观。假照片、假新闻风生水起，浮夸之风盛行，给中国摄影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晋永权)一书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摄影的真实面貌。

北海公园事件

1956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当天，杜修贤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 “模特儿”的照片。

分社领导在签发杜修贤拍摄的照片时，以这样做无疑是“摆布”为由，把照片扣了下来。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在当时被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虚构造假，是记者的道德品质问题，需要一致反对；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方法而已。时隔不久，分社的一位女同事在墙报上率先对杜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摄影记者带着自己的孩子拍照发稿是不对的，并请当事人考虑她的意见。分社内更大范围的讨论由此展开，并上报了总社。

对1956年的中国新闻摄影界，乃至后来3年的整个摄影界来说，“北海公园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结局甚至构成一个隐喻，并带有某些匪夷所思的预示性。

起先，杜所在的摄影组对这件事认识一致：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便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但随着大量文字记者加入讨论，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一些文字记者倾向于认为杜这样做应属于“虚构”与“摆布”，分社领导没有批发这张照片是对的。摄影记者带去的人，目的不是游园，而是为了给摄影记者当新闻图片中的“模特儿”。

此刻，杜修贤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自1953年，他所供职的新华社对照片的“摆布”、“组织安排”、“客里空”、“虚构”、“造假”等问题正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包括总社、各地分社在内的一批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了。有关此事的讨论一直进行到这一年年底。

“这是大报的记者，胆子也大”

1956年下半年，新华社对记者“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同年底，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在讨论中举例说，记者陆轲在包头拍了一张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在这张照片上，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这座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或者是为了构图的需要，便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群赶到铁路桥附近来放。而国家不提倡牧民在铁路附近放牧。

艾丁在陈述了以上问题后，评价道：

这样“组织加工”，虽然可能达到记者原有的那些宣传目的，但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实性。

艾丁又举了个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组织加工”的例子：《人民日报》记者林沫在翁牛特旗乌兰敖都牧业社采访时，曾组织一个妇女去绣一双已绣好的绣花鞋，说这位妇女是为了迎接“七一”。

艾丁还举出了《人民日报》画刊上曾经刊登的喂小鸡、喂猪两张照片。事实上，那位喂鸡的妇女自己根本没有鸡。

摄影记者的这种行为在当地有什么影响呢?艾丁转述了中共昭乌达盟盟委一位部长的话：这是大报社的记者，胆子也大。

艾丁并没有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仅仅停留在曝光别人的事情上，他还说出了自己“做过的一些使人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他在翁牛特旗乌兰陶格牧业社采访时，“补拍”了共产党员尔登忙来教女青年团员南斯拉玛学驾驶打草机，和社主任朋斯格去检查过冬准备的两张照片。

1956-1957年间，来自新闻界内部，另一种声音也开始鸣放，葛力群、黎航的总结颇有代表性：有谁愿意欣赏那些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原始素材呢?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手段，“摄影记者”们“组织加工”一下，“摆布”一下，又有何不可呢?

1956年10月31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别给北京总社写来文章。雪印文章的标题是 《是组织加工呢?还是摆布?》，胥志成文章的标题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报道工作的一些体会》，田建之文章的标题是 《与袁苓同志一起工作的一些收获》。上述三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袁苓这年6月份在第一汽车制造厂采访时拍摄的照片。 “第一汽车厂试制解放牌汽车”一图，在拍摄时是把“解放牌”汽车的外壳罩在了苏联产的“吉斯”车上，这样，外表看起来就像国产的“解放牌”汽车。胥志成证实了雪印的说法：

这张照片是我和袁苓同志一同组织的。事后，我觉得组织得过分了。不应该这样组织加工。我们是为了走在试制汽车文字消息的前面，却在没有试制“解放牌”汽车前把照片拍了 (当时还没试装“解放牌”汽车，正在用苏联的总成装吉斯车)。我们拍的是苏联吉斯车，把一辆吉斯车的水箱外罩和发动机外罩换上“解放牌”的拍了。

第二张照片的内容是 “在发动机车间的活塞工部里，检查员郑国秀和王凤芝正在用空气测量仪检查发动机上的部件活塞”。

田建之叙述了 “这张图片的拍照经过就是这样的”：

拍这张照片时我也在场，当时，检查台上没有一个活塞，活塞早就检查过了，为了拍照，重新让他们把活塞摆在检查台上。十多个活塞只有两三个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苏联造的。为了不使苏联活塞上的俄文拍出来，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转到背面去。为了使画面生动一些，袁苓同志从另一个检查台叫来一个检查员参加检查。

徐建春给毛主席点烟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的事迹在当时被广为宣传。 《中国青年报》指派采访这次会议的摄影记者洪克与徐建春就很熟悉。得知毛主席要接见徐建春等代表后，洪克找到他们，商量好拍照时要见机行事，配合一下，这样才能拍出好照片，为此，他们甚至一起商量了许久。

在休息室，当毛主席习惯性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时，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

这样一张“组织”得当的照片，一直被后人喜爱着。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特例。

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曾回忆自己如何说服主席“摆一回姿势”拍照的经历。虽然毛泽东拍照很少摆姿势，这样经过“策划”的照片也不多，但这仅有的几次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作家李鸣生在《毛泽东的随行记者》(之二)一书中描述道：今天我们看到的吕厚民在1961年拍摄的 “毛主席在杭州住地阅读 《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杭州住地”的照片，均是毛泽东“摆”出来的工作照，而非毛泽东的实际生活画面。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和吕厚民共同“虚构”的这些“工作照”，才有了毛泽东的这两幅照片。书中还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过后，吕厚民是如何“设计”“毛泽东看世界地图”这张照片的。

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吕拍摄了一些毛泽东在会上、山上与人谈话，或散步的照片，但还觉得“不过瘾”。后经观察，毛泽东每次去会议室参加会议，都要路过一个大厅。他找来工作人员商量，在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毛泽东平日喜欢看地图。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路过时，便停下脚步专注地看起来。于是在一旁的吕厚民完成了这幅 “毛泽东看世界地图”“工作照”。

另一张 “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摄于1962年，也是吕厚民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起“导演”出来的。

李鸣生评价道：

肯定地说，中国人民之所以留下了“毛主席喜欢打乒乓球”的深刻印象，就是因为看到了吕厚民先生拍摄的这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的照片，于是便以为毛泽东真的是很爱打乒乓球，甚至有的还以为，毛主席每天都要打乒乓球呢。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除了酷爱读书、游泳、散步之外，打乒乓球并非真正所好，他不过是偶尔在茶余饭后挥动几下拍子而已。

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并不为当时的绝大多数读者所知晓。 “红色摄影师”们的拍摄手段，更没有在业内引起争论。相反，大家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更能体现一个时代中个人或群体的情感诉求。因而，这成了“组织加工”、“摆布”讨论中的极为特殊的 “成功”个案，而没有进入争论者的视野。

“早稻卫星照”是如何出炉的

1958年 8月 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署名“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一组照片——一颗早稻大“卫星”，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那块亩产3万斤的“天下第一田”。

其中一幅照片，四个孩子站在生长着的稻穗上。照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这张影响广大、甚至被当作“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真相如何呢?

后来，于澄建说：事后，揭露出来这个完全是一个假典型，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十几亩地的水稻并在一块稻田里面，并在一块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了，那又根据这几分地的产量算出来整个大概平均亩产36956斤。

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

事实上，自1956年下半年以后，新闻界部分农业报道人员的情绪就开始处在亢奋之中。其实，对于各地出现的高指标，许多人是有看法的。亩产几千几万斤，大都知道是瞎说的，但在不断“反右倾”、“拔白旗”的压力下，少数人瞎吹，多数人不吭，党报一宣传，谁还敢说什么?至于在新华社总社编辑部内，这种情绪也普遍蔓延——亢奋，充满诗意及浪漫想象的气氛在一群脱离农村实际、又握有稿件编辑生杀大权的编辑中弥漫。新闻史上的诸多“奇迹”都是这种编采“共鸣”的产物。

1958年5月20日至28日，一次早产、仓促的展览——“大跃进摄影展”在北京开展，共有96人的155幅作品参加展出。展览内容包括领袖们在群众中的活动，工业建设的新面貌，农民们改造自然的斗争等。展览本身也是摄影界“大跃进”的产物。新华社摄影部陈正青看了展览以后，“感到摄影界已和全国人民一样投身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