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忙，真的。一年四季天南海北奔忙。

赚钱?哪里。看看我牌头不小：北京一家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业务范围是中介国内外企业合作、出口等项目。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绝大多数时间在忙我的副业——天灾预测。

啊?这么大的副业!很多人听了都会像你一样发问：这不就是个业余爱好吗，到底玩儿什么啊。你听着，我的头衔叫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顾问。我打心底里认为这事儿更要紧。你说啥东西比环境、防灾更重要?

我的具体工作是宣传，拉赞助，到有关部门跑腿，为天灾预测的研究创造条件。我的老板对我有意见，说我不务正业!也不怪她，我赚钱不多不说，有时还自以为是耍点小聪明，偷偷把赚来的钱倒贴出去。但老板太精明了，差不多每次都被她抓住尾巴，做深刻检讨。有一次老板急了，说要炒我的鱿鱼。我皮沓沓耸耸肩，我才不怕呢，老板是我大学同学，回了家是我太太。

我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两头不讨好：家里说我本末倒置；一些朋友看我像傻子；某些职能部门领导看到我头痛。有时想想我这样辛辛苦苦为啥?

你说为啥?其实我就是想中国科技、经济发展更快更好。看到大批人死于天灾，惨哪；看到人们大量耗费资源、糟蹋自然环境，我急哪；看到某些干部为地方利益甚至为私利压制排斥新科技，我恨哪。

说到这里我有点伤心：我已经在中国待了56年，每年还得办一次签证。不是我不想要中国的“绿卡”，我去办过，北京公安局要我到英国开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我8岁来中国定居的。8岁能犯什么罪?这不是扯淡吗?可这是规定。每年签吧，麻烦一点而已。

父亲生在英国，不会中文。我的英文名叫Chen I-wan。中文名我选择了“陈一文”三个字。当初若是选“陈亿万”就好了

哦，还得先讲讲我的家史。先给你看张照片：不太清楚吧，时间久了。是1927年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中央在汉口举行全会时照的。

你看，前面从这里开始是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陈友仁就是我祖父。他身后就是年轻时的毛泽东。祖父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当时任外交部长。日本鬼子侵华，他愤怒地力主“对日绝交”，被日寇逮捕，拒当汉奸，在软禁中去世。

我父亲陈依范，是英国《雷诺新闻》记者、作家与漫画家。1938年、1946年两次访问延安，想留在延安。当时毛泽东让父亲还是回英国，说办新华社驻伦敦分社更重要。直到1950年父亲应周总理邀请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父亲1995年去世前任美国宋庆龄基金会总裁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我出生在英国牛津，母亲贝娣是热爱中国的英籍犹太人，英国工人日报的记者兼画家。我出生时她查出肺结核，她没抱过我，到医院我也只能远远看她，1948年我6岁时，母亲去世。

爸爸非常忙，将我放进一所寄宿学校，不来接我是常事。8岁那年，他说要带我到非常遥远的中国去。我们乘英国BOAC飞机离开伦敦。

那时飞机的声音非常响，途经许多地方都要停下来加油。巴黎、罗马、开罗、孟买、加尔各答、曼谷，一站站地停，最后到达香港。

伯父陈丕士是香港的著名律师，为我们举行了一个party，也就是酒会。父亲拉着我的手和伯父、伯母进了一个大饭店。但是，我们进去后，什么都没吃上，父亲带着我很快从饭店后门出去，上了一辆早就等着的车，开到码头，上了一条英国货船。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到香港，就被国民党特工盯上了。为了帮助我们，伯夫发帖子给许多人，邀请他们出席为弟弟接风的酒会。伯父一直等到货船开的时候，才向客人们宣布，弟弟有事不能来了。等在门口的特工这才明白上了当，骂起娘来。

我记得货船走了好多天。我闷在船上没得玩，一天三遍地问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到。终于一天早上，货船在青岛港卸货，船长告诉父亲下午一点再开船。爸爸带我下船，抽空到青岛市看望他的朋友，一个解放军大官。下午一时我们回到码头，发现货船没影了，原来船12点就开走了。爸爸赶紧乘火车往天津赶，我们所有行李都在货船上。其实也没什么值钱东西，主要是些父亲最宝贵的画和书，包括我的一套《大不列颠儿童百科全书》。

火车开了，我向窗外看，铁路两边尽是一个连一个没完没了的坟头……我挺害怕，怎么死这么多人?到了天津，一位新华社朋友来接我们，帮我们到船上取了行李，带我们坐火车到北京。铁路两边又是一个一个没完没了的坟头。所以新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坟多。

到了北京，安排我们住在“长安大旅社”顶层，在西单牌楼西边，离原先的“长安戏院”挺近的。有一天，我从窗口向下看，看到了英国没有的甘蔗，忙喊父亲：下边卖甘蔗!父亲急忙带我下楼买甘蔗。到下边一看，我乐了：不是甘蔗，是扫把!

对了，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一天，父亲领来一个朋友，说是帮助我起个中文名字。前面忘说了，父亲生在英国，在莫斯科读的大学，不会中文。我的英文名叫Chen I-wan。Chen当然是我们陈家的陈，不用选。“I”选哪个字?这位朋友写了一大串与“I”有关的字让我选。我一下子选中“一”，因为只要把英文的“I”横过来，只一个笔画，多方便。到选“Wan”字时，我选中“文”字，因为上边一点一横，下边是英文的“x”，也好记。结果就成了“陈一文”。现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年代，我真后悔当时选这两个字：当初若是选了“陈亿万”，现在可能是“亿万富翁”!如果这样，我现在就不用要饭似的到处化缘了。只恨来中国时我什么都不懂，既不会使筷子，更不知中文字的含义。

1972年让我交代接触过的外国人。父亲从美国回来，问我想留在中国还是离开中国，他让我自己拿主意。我说我留在中国。接着我上学了。因为是春季，一年级课本买不到。父亲借了邻居小孩的课本，为我画了一本一年级语文课本。记得第一课是“人，一个人”，第二课是“手，人有两只手”。我拿着这本独一无二的书上学了。可我什么都听不懂，父亲才意识到直接上学行不通，便委托朋友帮我找了个家庭教师。他姓周。周老师有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儿子，成了我的第一个中国小朋友。半年后，1950年9月我重新上一年级，就跟上了。

常常想，我为什么对中国有这么深的感情?其实我来中国的初期，过得真痛苦，尤其是读小学。你信不信，我竟被开除两次。

我是“混血儿”，长得与中国孩子不一样，被同学看成怪物。他们用北京土话骂我是“串丫儿”，我气坏了。我又小又瘦，打又打不过他们，就砸教室的玻璃。跟老师又讲不清楚，被西什库小学开除了。父亲知道我因为受辱才这样，很同情我。但他跟我一样也无法与老师沟通，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朋友将我转到汇民小学。

可同样的事再次发生。这次我疯了一样谁也拦不住，老师只好请教导主任来劝我，他非常有名气，就是经常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小朋友讲故事的孙敬修。我在他手上狠狠咬了一口，结果又被开除了。一直到1954年我进入香山慈幼院。这所学校全部住宿，强调相互关爱与集体主义，我这才走上正轨，开始成为一个好孩子，尽管我还是非常调皮。

我这人从小蛮拗的，现在说应该是有主见。从初一开始，我就不想依照老师出的题写作文。开始老师不习惯我的做法，但看到我写得很认真，写得也不错，就接受了，并经常给我高分。有一次我写有关鲁迅的作文时，看了不少鲁迅的文章以及对他的许多评论，写了一篇中学生写不出来的论文，得了高分后引起同学不满，他们向老师提意见，问他们可不可以也这样?老师说，可以，但要写得非常认真。结果没有第二个同学这样做。

高中时，一位不错的校长被撤了，区教育局派来一位新校长。新校长上任开校会，在会上夸夸其谈，批评原先的校长如何如何，引得下面同学们嘀嘀咕咕。而校长竟说纪律这么差，就是前校长工作有严重问题。那次的作文，我写了《记一次校会》，将新来的校长狠狠批评一通，结果这篇作文没有分数。我明白，却有意问老师。他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可如果我实事求是给你评分，我这老师就没有法当了。

父亲虽然忙，对我却是关注的，也比较严厉。1962年高考，我凭着英语好想考外语学院英语系，父亲骂我糊涂、偷懒，说外语只是从事各种工作的一种工具，不能作为专业来学。这样我考了北京机械学院机械系铸造专业。但大学里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辽宁省抚顺挖掘机制造厂。我从事过生产劳动也搞过技术革新。你相信吗，我半个外国人竟被工人师傅选为“工人代表”，代表他们参加“整党”工作。要知道那是将封资修外当做敌人的时代。他们说：“大陈能够替我们讲话，也敢于代表我们讲话!”

差点忘记说，1972年我曾被“隔离审查”四个月。让我交代接触过的外国人，亏我一骨脑儿全说了，其中有美国记者路易·斯特朗、韩丁、李敦白、戴乃迭、艾泼斯坦等人。他们一看一大串，很多还是名人，怎么“外调”?正发愁时，接到通知，宣布我“隔离审查”结束。后来才知道父亲从美国回来，告诉他的老朋友外交部长乔冠华，要到抚顺看失掉联系的儿子。这里还得插几句我父亲。“文革”期间，父亲得到周总理的保护，经周总理批准，父亲70年代初离开中国，先到香港，后到美国，从事促进中美了解与友好活动。他看到我住的房子只有7.4平方米，除了坑连一张标准的桌子都放不下，幽默地说：“还真不错，比我与你母亲结婚时的房间还大一点。”

父亲问了我一些情况，问我想留在中国还是离开中国，又说他不做任何建议，让我自己拿主意。我说我留在中国。他问为啥?我告诉他，我在中国已经20多年，现在是中国最乱的时期，中国很快会有巨大变化。我要留下来亲眼看看中国怎么变化。于是父亲返美，我了留下来。

这么大的地震，地壳中一定聚集非常大的力量和能量。地震学家事先怎么发现不了呢?谁阻碍科技进步我就跟谁急

1976年春天，我到唐山出差，看到不少人在翻盖房子。他们在墙基处挖一条沟，铺上一层黄土泥，再铺上一层大石头，大石头间插入小石片固定。这样一层层上去再砌砖、盖预制板。

同年冬天我乘火车经过地震后的唐山，因为曾看过唐山人小鸟筑巢似的营建自己的家，我特留心。地震后严格保密，传说死了很多人。铁路两边插上很高的木杆，挂上席子遮住。我从席子间偶尔出现的较大间隙看到，惨哪，真像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一样，惨得一塌糊涂。我那个揪心呀。

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想：破坏任何材料都要有一定的力量和能量，这么大的地震，地壳中一定聚集非常大的力量和能量。地震学家事先怎么发现不了呢?多年后，我做防灾工作选择将地震预报当主要突破口，起点就是这。

1978年底我由原一机部调回北京。上世纪80年代初，我父亲熟悉的美国一些对华友好人士在香港注册嘉利华公司，通过我促进美中贸易，并将合作情况介绍给宋庆龄、廖承志、黄华等。 我于1981年任嘉利华公司驻北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

上世纪80年代末，嘉利华公司的中外贸易几乎全部停顿。忙人一闲，就会生出不少想法来。我开始思索一些经历过但来不及思考的事：

我想中国历来重视教育、科技，自古有很多重大发明，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在科技发展飞快的今天，肯定有许多重大的科技发明在民间，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不为我们所知。于是我开始寻找……

我就什么时候都留个心眼：看电视读报刊时找，广交朋友时找，网上找……我不但找到了，而且发现不少还是重大创举。拔出萝卜带出泥，我还同时发现不少问题。我发现他们的某些创举与学术权威宣讲多年的观点相违，有时甚至因为与权威的既得利益相违，在提交“审批”中被排斥、压制，使许多重大科技发现无法出头。这种情况不仅在地震预测中有，在环境、能源、冶金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啊。于是我急，谁阻碍科技进步我就跟谁急，这是后话了。

孙威就是《经济日报》一位编辑介绍给我的。他说孙威在1975到1978年间在地震预测上有较大成就，问我是否高兴见见他。我想起唐山地震的惨状，兴奋极了，说非常愿意!但他告诉我，孙威从事地震预测后遭遇到许多压制与不平，伤透了心，将所有资料放入箱子，说不再碰它们。对他能不能继续地震预测没有把握。我让他放心，说我特能调动积极性，一定能将他的兴趣重新点燃起来。

我与孙威谈了整5天。并签了协议：我全力支持，将来有了收益我们各半。从此我全力以赴，协助整理翻译、对外宣传，甚至自费到美国、中国台湾向有关部门介绍。

一位30岁左右的白领摆了摆手，像赶一只讨厌的苍蝇，让我不要杞人忧天。但因为我“烦”，我的“知名度”很高

1999年的一天早晨，我醒得早了些，突然想通一个问题——

9年来我配合支持孙威，前提是我们的商业协议。对利益的追逐束缚着我，引导我做这不做那；而地震预测是人命关天的科学研究，我怎能围着铜钱银子打转!我当即联系老孙撤销协议，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这是我的一次重要的精神飞跃，从此我实现了海阔天空自由飞翔的自我解放：关注起一切天灾预测，包括国内国外……

说起国外，得讲讲旅美华人寿仲浩。对了，他是你们杭州人。

我访问他的网站。伊朗地震前，我看到他对伊朗地震的预测。伊朗一震，我心里也一震：寿测对了!不相信似的赶紧再调看文档。发现预测相当精确。我坐不住了，兴奋得在屋里团团转，接着我想转什么呀，向他发贺电呀!事后知道，我和一位土耳其科学家，是最先向寿祝贺的人。

有意思的是：美国地质测绘局自己什么都预测不出来，而对寿的要求是：时间不能差一分钟、地点不能差一公里、震级不能差0.1级，简直蛮横。最后将寿推出的是联合国空间署，地震界——无论国内国外都是沉默。这里很微妙，这种微妙全世界倒是相同的。我们国家地震局的发言人也一次次地重复：地震预报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当然国家有国家的考虑，但看他们不紧不慢的样子，你说急不急人!

兰州有个刘承昌先生，70多岁了，是自学出来的工人工程师。他写文章通俗，但没有学术论文的规范，有些方面还与当代地球科学理论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他的儿女认为老爹的研究吃力不讨好，浪费时间与金钱。我从筹集的款项中出钱为刘购买电脑，和他们一起吃饭时，我对他儿女讲：我与刘老非亲非故，因为他的研究有重大意义，专程来学习并支持。我还谈到我父亲去世时，我多少懊悔，过去没能够给老爹的工作更多的帮助与支持。这对他们很有触动，以后不但支持父亲的工作，还凑钱让父亲来北京参加会议。

后来我注意到某位学者的论文中介绍了某种规律，好像是他发现了这个规律。细想后，我发现这正是刘承昌多年前的研究成果。老实巴交的刘知道后非常伤心。我在学术讨论会上指出这种规律最初的发现者是刘承昌，这位学者还算不错，承认了。作为回报，学者帮刘解决了一个难题。

今天我怎么啦，讲了半天，平时天天在讲的倒没讲。我就像个传教士啊，不过我传的不是什么教，而是环境保护。不管到哪里，不管坐飞机、火车甚至出租车，只要有人，我就开讲。

跟陌生人交谈，怎么开始?简单。先看一眼对方，递去一个友好的微笑。我长得不错，还蛮有风度的，尤其是长相，使人特别是女士有了解我的好奇心。所以一般总能得到友好回应。我先问他住哪个城市，谈到中国哪个城市环境较好。继而很自然地提到：美国在无污染的原始森林中取样，发觉空气中的含氧量每年在降低，那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再谈到中国各大城市每天公布的大气环境质量，再谈到推广绿色环保燃料的重要，等等。

有一次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白领，他打断了我的“传教”，摆了摆手，像赶一只讨厌的苍蝇，说即便“氧气枯竭”，首先影响的是老人儿童、患病体弱的人，“适者生存、不适者亡”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淘汰规律。说人类会逐渐适应缺乏氧气的大气环境，就像高原地区的人一样。还让我不要杞人忧天。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过大多数人是愿意听并接受我的观点的。那么我就可以深入了：谈到由污水作原料的“磁分子燃气”。多美的事：化害为宝，用它作燃料，汽车在马路上跑，还放出氧气!环境与能量双赢，你说好不好?他说好，问为什么不推广?……

谈着谈着人和人就近了，接着我就介绍我们的工作，吸引他们加入进来。我缺钱，需要钱，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来不说。初次相识的，还不把人吓跑?弄不好以为我是骗子。

谈得投机的，交换名片。像上个月在飞机上碰到一位搞外贸的女士，她回去后看了我的许多文章，感到我提的都与人类密切相关，主动将这些情况介绍给一位专门报告重要问题的记者，引起他很大兴趣。那么我的目的不是达到了?我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并参与进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事得有点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不是?

募钱的对象主要是单位。即使是单位，一开始我也不说要钱。我先利用我的信息提些产品方面的建议，等他们看到了利益，或感到了我的真诚，就会为天灾预测事业主动出资了。以后我碰到具体问题缺钱，比如开年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出资。

因为我“烦”，我的“知名度”很高。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一些人竟主动问我工作进展了。前年我应邀去德国波恩出席联合国举行的第三届〔灾害〕预警系统会议。碰到一位德国客户，他问起我的工作进展来。这下好了，我介绍完连忙拉住他，将我赴德的来回机票报销了。

有能力做的对社会有益的事，不管有没有回报我都做。我没养老金，也没公费医疗。但比较权衡，我觉得还是人类的大事更要紧。看来这是我终身的正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