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疑。少年订婚，20岁时成亲，喝过交杯酒，掀起盖头一看，新娘相貌不尽人意。郭沫若大怒，掉头而走，东渡日本，狂追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家中寄来的钱，悉数交给富子，终于打动对方，生下孩子。而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屡屡嫖娼并染病，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安娜回中国。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郭沫若在1926年曾两次要求加入g产党，十分急切，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当看到中共在秋收起义等武装运动后举步维艰时，立刻自动脱党。1937年脱党十年的郭沫若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刻出发。他还主动请求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这时 周恩来在上海，当年求着入党的郭沫若却避而不见。

　　胡适与郭沫若初识时，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后者则刚刚出版《女神》，胡适无疑名气更大，郭沫若听说胡适读了几遍《女神》后，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渐大，终与胡适分道扬镳，1949年后更是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凉薄如斯。

　　青岛有个公园，1949年后易名鲁迅公园，题字的是当年曾与鲁迅交恶的郭沫若。这二位交恶由来已久，尤以1928年为甚，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不过，他至死也未承认杜荃就是自己。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轰动一时。1923年秋，苏州的一位中学教师钱穆，历四、五载，共写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取书名《先秦诸子系年》，后因此书，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后来郭沫若抄袭此书取名《十批判书》，为学人不齿。1948年，郭沫若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干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不以为然。他曾说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曾组建诗社并遭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曾有人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沫若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他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恳求他请周恩来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却没开口，儿子被迫害致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后自杀，分别是26岁和24岁。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将郭沫若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

　　著名学者、中国名博卫金桂教授说，作为文革红小兵，当年听到郭沫若郭才子发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几个字佩服坏了。以后接触有关郭沫若氏的资料，觉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适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学网上依然将郭沫若列为国学大师。与其说这是对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说国学网是匍匐在郭沫若氏的头衔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样，“迷狂”了政治权力。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单纯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为工具和表现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来杀人。这套把戏郭沫若一直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