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出现的“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错案，曾导致34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一冤案是怎样发生的?白音太最近撰文记述了此案的前前后后。

“新内人党”

1967年11月，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说：“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随后，内蒙古刮起了“挖黑线”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文革”一开始，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内人党”是“文革”中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大部分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就被称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而“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

全面围剿

1968年2月18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部署开挖“新内人党”。4月13日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发布向“新内人党”全线总攻的命令。第二天，秘密逮捕8名“老内人党”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车轮战，于是“老内人党”生出“新”的一批“内人党”来了。随之以几何级数滚雪球，越滚越大。然而，挖出来的人数虽然很多，但都没有证据，却死人不少，于是有些人感到这样挖下去会不会犯错误。滕海清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于是滕海清下定决心继续挖下去。遂于1968年7月5日召开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并上报中央。文件规定“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一般党徒勒令限期进行自首登记，如有抗拒者从严惩处。于是，挖“新内人党”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进入权力机关发动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

挖到羊群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当地人习惯上称之为“滕办”。这个“滕办”事实上已成为滕海清的专权机构。“滕办”的秘书们狂妄滥权，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他们说到做到，“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

1969年2月，滕海清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迫不及待地将武斗和逼供信打出来的口供编串起来，拟成汇报提纲向中央报功。当时，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达瓦受刑不过，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再行晾干，显示陈旧之后，将“内人党”党徒名单写上去。他把这个炮制的名单交到专案组。专案组立即作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的嘉奖，并作为“罪证”展出。

实行军管

随着运动越来越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很多受害者以各种方式将当地的情况上报中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与同学一起下放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周恩来看后，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1969年5月13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人党”运动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落实政策。但滕海清却思想不通，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时间内平反、放人。于是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亲属、朋友、“批滕派”开始四处抢人，组团上访围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来。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派，对立起来，局势失控了。1969年12月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军管。于是，刚刚启动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又停下来了。

直到1978年，“内人党”错案才得以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