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件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合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单，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这么多年看下来，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纽约大学)的学弟，比我晚几届，当年他也因学生片红极一时，人又高又帅、口才又好，片子艺术性强，比我的《分界线》受注目。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最多执导HBO(H0me Box Office电视台)的片子，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

NYU毕业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李，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但我对这个没兴趣，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实验片，和我的路数不合，加上我又没人美国籍，不是市民。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相互给补助。我资格不够，又不会弄，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棕……”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卖了一辈子的“来呷烧肉粽”。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谷底翻红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我说：“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饭后，我躲到房里给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与报道，当时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邀我写稿并提供资料，等于是接济我。写了两个月，差点要疯掉，只得停笔。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花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当时老觉得自己像是京剧中潦倒时间在小客栈里被迫卖马的秦琼，有志不得伸，“店东主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1988年，有一次再三个月我就要开始前期作业的新片《霓虹》(Neon)，我当导演，请了一个编剧改写剧本，男主角是文森特·多诺弗里奥与迪伦·麦克德莫特，还选了朱莉娅·罗伯茨演女配角。当时请她来面谈，她才十九岁。我们在2001年奥斯卡典礼前的洛杉矶影评人奖颁奖典礼上碰面，我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件事，她说：“当然记得啊!”在《霓虹》里，她要演个落跑小妓女。就快要拍了，结果发行公司跟制片公司谈不拢而作罢，那时候净碰到这种事。

所以“中影”的事情一来，又是华语片老头子的戏，我也不想扣。因为《推手》的剧本是为了拿奖金，原本不是为了拍片而写的，《喜宴》却是，但我对《喜宴》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当时在海内外都筹不到资金，这个题材对那时的台湾来说比较敏感，对海外来说又太中国。就因为钱没有着落，《喜宴》被卡在那儿动弹不得。当时绝大部分的台湾电影只限于本地市场，海外市场及资金根本没个影儿。台湾电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国城的戏院，就是“新闻局”印制十六毫米拷贝“宣慰”海外华人。不像现在，华语片能卖世界版权，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筹集到资金。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的支持

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钱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前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当拉拉队加油时认识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槟城伊大报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到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看青少棒冠军赛，那年荣工队获胜，我们同车比邻而坐，因而认识。

牵手走一生

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还蛮特别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

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先后就读再必、北一女、台湾大学，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我们结婚时。岳父和她二姐来，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还绑上松枝及别针，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要我戴树啊!当场发飙不肯戴。还是伴娘罗曼菲机灵，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她跑到楼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

好友王献篪穿条短裤，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因为路不远，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没想到王献篪走错车道，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当时正逢交通堵塞，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等我们到达时，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王献篪去停车，久等不来，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来回不到两分钟，他回来时，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I do”行礼完毕，结婚照也没照到，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有一年，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顿时惊呼：“啊!那年你居然敢结婚，也不翻翻皇历跟八字对一下，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

不过晚七的婚礼派对倒是十分的浪漫别致，我们在好友郑淑丽租来的旧仓库工作室开派对，十分热闹。大家尽心地布置场地，罗曼菲和王献篪从高速公路边摘了大束野花来，电影道具、布景都成了现成的装饰，因为没冷气，便自众家友人处搜刮了一堆电风扇来，摆在房屋的四周送风。大家在客厅里跳舞，背面大片墙面成了银幕，放映我的毕业作《分界线》，还蛮特别的。

远从台南赶来的爸妈，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接受我和惠嘉的磕头跪拜。正跪拜完，妈妈突然掉下眼泪拉着惠嘉的手说：“惠嘉，我们李家对不起你，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电没有。”这一幕，后来成了《喜宴》里的情景，而那张红床单，收藏多年，在《喜宴》里也派上用场，成了赵文碹和金素梅新婚夜的床单。此外，《喜宴》中大闹新郎新娘啃吊鸡脖子等戏码，我们也领教过。

不过一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挑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着罪恶感。

我一直觉得喜宴很荒谬、很假，它是一种社会表态的仪式，其实跟婚姻没什么关系。惠嘉是个不爱俗套的人，我在婚礼前两个礼拜还在忙着拍毕业作《分界线》，所以这个婚礼被我们搞得一团糟，其实也是下意识对喜宴仪式的一种反抗。但父母千里迢迢地从台南飞至纽约，没想到我这个李家长子的婚礼居然如此的不庄重，计父母很伤心。我才发觉，喜宴的形式虽然荒谬，但人投入的感情却是真的，这也引发我之后拍摄《喜宴》的灵感。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结果她也没告诉我，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挤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的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从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而每经历一次成功，又要做些调整。像现在，不论坐地铁或上街，老是被人认出来。去中国馆子，都没法子坐下来安静地吃顿饭。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