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国家选拔官吏，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春秋以前，是贵族世卿政治，作卿、大夫的都是世袭的贵族。

　　战国时，贵族世袭制度逐渐破坏。这个变化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机构和行政区域的扩大，也由于贵族们的养尊处优，渐渐失去管理政治的能力，贵族卿大夫的职务逐渐由他们的家臣来担任。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调节他们内部的关系，逐渐打破了各级官吏的世袭制度，而采用选拔制度。商鞅在秦国变法，比较彻底地把这个变化巩固下来。从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吏，都任用有才能的人。

　　西汉选拔官吏，大致可分为文学和吏道两种，《通考·选举考九》云：

　　今按西都公卿大夫，或出于文学，或出于吏道，亦由上之人，并开二途以取人，未尝自为抑扬，偏有轻重，故下之人随以进身。

　　汉十一年（前196年），高帝首次下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诏令布告天下，并谕公卿大夫、诸王、郡守秉公荐举，其荐举科目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明经（通晓经术）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的人，所在郡国用专车送到京师。令下之后，全国送上数千人。例如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平当、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均以明经为博士；眶弘、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

　　二、明法（通晓法令）

　　汉初，还来不及制定一套选官制度。十一年，高祖下诏：“其有明法者，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其行、义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令下之后，所在都国纷纷荐举，郑崇之父郑宾以明律令被征召为御史，薛宣以明习文法而诏补御史中丞。

　　三、博士

　　西汉不少中央官和地方官是通过博士一途选拔任用的。所以博士科，在西汉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博士”一词，首见于战国初期，是指博学通达之人，所以又称为“通士”或“达士”。当时仅是对学者的泛称，尚未置官。到了战国后期，齐、魏、秦等国先后设置博士官，从学派上看，有阴阳家、道家、法家、儒家和杂家，百家并立。秦始皇完成统一之后，需要制定维护皇权尊严的礼议，大量征召儒生充任博士。秦置博士官70人，从学派上看，有名家、神仙家和占居半数以上的儒家，是一个百家并立而以儒家为主的局面，从职官性质上看，是议政官和礼官。汉承秦制，也设置了博士官，但在高帝、孝惠、吕后朝多武官功臣，尚无暇顾及文职，这时期博士很少。文帝即位后，始增设博士官，数目达到七十余人，其中仍然以儒家为主，杂以其他学派，并且增设了专经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当时五经有七家学派，学通了一家，便可以做官。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于石渠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增置博士的问题。经过前后调整，至黄龙元年（前49年），博士齐备，有五经十二家（即《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易》，施、孟、梁丘。《礼》，后氏，《春秋》，公羊、谷梁）。平帝时，王莽辅政，他为了笼络人心，把有影响的经家学说，都置了博士。他设置的博士是每经5人。

　　博士官的选用，有两条途径：一是察举推荐，二是他职迁任。地方察举，名目很多，博士多出于明经、秀才、贤良三科，尤以明经为主；大臣推荐，可不拘科目。他职迁任者多出于中央官署的属官，而以郎官为主。除此二途之外，还有特例，如文帝时公孙臣以上书言事，元帝时朱云以博学善辩，均拜为博士。自武帝创试策制之后，选任博士无论通过哪条途径，均须经过试策。各科人才试策后，往往以第一、二名补博士缺。

　　汉代博士秩卑职尊，升迁要比其他官员顺利。博士是朝中的低级官员，西汉秩比六百石，相当于县令。级别虽低，却享有经学权威的崇高名望，上朝可戴卿大夫级的冠冕。汉代博士一般任职时间不久，不管是否通晓政事，均可升迁，而且往往是超迁，通常一跃就是二千石，即郡太守级。博士升迁的方向有二：一是面向中央，主要任职九卿，太子太傅，诸大夫，侍中；二是面向地方，主要任职郡守、尉、诸侯国相以及刺史、州牧。这种精通经学，出身博士的官员，享有其他官员所不能得到的尊崇，也容易飞黄腾达。例如西汉晁错、薛广德、贡禹、彭宣、师丹、何武等都是博士，后官擢至御史大夫；而公孙弘、蔡义、韦贤、张禹、匡衡、平当、孔光、翟方进都官至丞相。

　　博士官不同于其他官职，其他官可凭功劳或姻亲关系任命，有战功的人不一定能治国，姻亲更不一定就称职。而博士官却具有自身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反映了它是否有知识，所以西汉博士的选拔都是以才智和学识为先决条件的，即使是东汉后期选拔不严，也没有一个不学无术者。《汉书·儒林传》说：“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说明博士必须是通一经以上才能入选。

　　四、贤良方正

　　西汉制度，郡国举士，凡是有文墨才学的人，都可以作为贤良方正的选择对象。每次推举，多达百余人。贤良方正，也有单称贤良，或称为贤良文学，汉文帝二年（前173年）下诏说：“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被荐举者，文帝均亲自策问。汉武帝也很重视贤良方正的选拔，建元元年（前140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0年）五月，又对所选拔的贤良说：“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朕亲览焉。”董仲舒、公孙弘等都以书对而入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派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到各郡国，专事贤良方正的选拔。宣帝以后凡有灾异，如地震、陨星、日蚀或彗星出现等，皇帝都自责其过，并下诏选举贤良方正“以匡不逮”。至西汉末年，哀帝之世，未曾废止。

　　五、孝廉

　　汉朝以孝治天下，故特制孝廉科。孝廉重品行，所以应选的人很少。

　　文帝十二年（前166年）下诏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民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为了鼓励应选者，文帝特派谒者劳赐孝者每人帛五匹，悌者和力田每人帛二匹。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令下达六年之久，有的郡连一个也未荐举，武帝认为这是中二千石、礼官以及博士议而不举之故。于是元朔元年（前128年）又明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此后，郡县间有察举，平帝以后，官吏多有由孝廉察举者。如赵广汉为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后官至京兆尹。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累迁左冯翊、御史大夫。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后官至太子太傅。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后官至谏议大夫。京房以孝廉为郎，后官至魏太守。由此可见，西汉察举孝廉非常慎重。但是，东汉以后，流弊百出，竟有“举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所以孝廉就不为时俗所重了。

　　六、茂才异等

　　这是在国家需要何种人才时，临时下诏公卿郡国推举，即所谓“特科”，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下诏：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使绝国者。

　　元康四年（前62年），宣帝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才异伦之士。建昭四年（前35年），元帝诏遣谏大夫，博士循行天下，举茂才特立之士。当时对察举茂才异等要求非常严格，若察官吏徇私隐瞒罪情，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元帝时，富平侯张勃举陈汤为茂才。陈汤在待官时，正好他父亲死，而陈汤怕失去做官的机会而不奔丧，这件事受到司隶的参劾，结果张勃坐选举不实罪，削户二百，罚罪之前张勃死去，只好改赐谥缪侯。陈汤下狱论处。

　　七、孝悌力田

　　此科意在鼓励农桑，劝民务本。惠帝四年（前191年）正月，令天下察举孝悌力田者，免其徭役。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7年）三月，诏以各乡户口多少为比例，设置三者和孝悌力田，作为地方常员。

　　以上各科都是通过荐举的途径，自下而上推选出来的。这种荐举法无论是荐举者与被荐举者都是有利可图，虽然法限严格，其中尚诸多舞弊，所以，又兼采考试的办法来选拔贤才。其形式有如下三种：

　　一、对策

　　所谓对策，就是皇帝亲自策问应考者以政事经义，以其对政事的见识而观其文辞之高低，以便量才录用。《汉书·文帝纪》云：“十五年（前165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以纳言。”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武帝诏贤良云：“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朕亲览焉。”对策地点都在白虎殿。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其对而异之，再次对他进行策问，反复进行，发现他的确有异才，就任之为江都相。

　　二、射策

　　所谓“射策”，据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书之於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这种做法，有如今天口试抽签作答。《汉书·儒林传赞》云：“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何武、王嘉、马宫、翟方进皆以射策甲科为郎，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常掌故，儿宽以射策为掌故，以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

　　此外，上书言事，叙说政见，一旦被皇帝看中，也有得官的可能。汉武帝初即位，四方之士上书言得失者数千人。《史记·滑稽列传》云：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车牍，公车令二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为郎。

　　《汉书·终军传》记载终军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终军为谒者给事中。宣帝时，贤良之士也纷纷上书言事，《汉书·萧望之传》云：

　　（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萧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