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以及党人之间的斗争一直不断，统治集团早已分裂。在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不断发展、扩大，中央皇权逐步削弱，最后导致军阀割据的局面。黄巾起义后，一些地主分子认为“天下已非复汉有”，纷纷举兵反汉，拥兵自保，割据一方。这些人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叛乱中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当时对东汉统治威胁最大的是董卓。董卓是陇西的土豪，灵帝临终曾召他到中央任少府，又晋升他做并州牧兼河东太守。袁绍诛宦官后，他带兵进了洛阳，废杀少帝，毒死何太后，另立献帝。各路军阀联合讨董。迫于形势，董卓慌忙把都城迁往长安。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率军西入长安。入长安一年后，董卓被其部将吕布和司徒王允合谋杀死。董卓死后，势力最大的是袁绍。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进行了一场争夺中原的决定性大战——官渡之战。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第二年，袁绍忧愤而死。曹操攻下邺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之地，并进一步发展势力，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荆州，与孙权、刘备进行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战后，刘备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随后又向孙权借得南郡、江夏二郡，占有荆州大部，从此有了地盘。曹操败回北方后，开始经营关西和汉中。公元215年，曹操完全统一了北方。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向荆州发展，后来，孙权派兵袭杀了关羽，攻占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了。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在蜀称帝，都成都，国号汉，通称蜀或蜀汉。孙权于刘备称帝的次年，称吴王。公元229年，正式称帝，都建业（江苏南京），国号吴，史称孙吴。

　　一、曹魏的政治和经济

　　魏国的创始者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对东汉以来只重门第、德行，不重真实才能的选举制度的危害，深有认识。他想纠正这种流弊，多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他在求贤令中强调，不管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是“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本领的人，都一律加以选用。他从出身低微的阶层中提拔州牧太守，不可胜数。这一政策的实行，削弱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势力，并且从中、小地主阶层中选拔出一批有才干的人，使曹魏的吏治比较清明。东汉末年大乱，许多自耕农沦为豪强的部曲和佃客。豪强依仗权势，他们本身及依附他们的农民，都不向国家服役纳税。曹操否定豪强的这种特权，不准“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对那些横行不法的豪强大族，曹操令地方官吏予以严惩。曹操打击豪强，一方面是同地主豪强争夺役源财源，同时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

　　曹魏政权对地方官吏的管理也较严格，若不遵行政府法令的，一律免官。贾逵为豫州刺史，二千石以下官吏犯法者，全被他奏免。曹魏朝廷把这件事公布，要各地遵照执行。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北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军阀因为缺粮而败亡，社会现实要求恢复农业生产。黄巾起义冲击了官僚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在内地出现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特殊现象。曹操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又获得大批的劳动力和耕牛、农具。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曹魏在内地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区见于记载的就有二十多处。其中比较集中的是在河南和淮河两岸。

　　曹魏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按原来建制，由军官直接督领，大司农派官协助。民屯设专官管理，郡设典农中农将或典农校尉，与县令平行。下设各种属官，负责具体事务。《三国志·贾逵传》载，贾逵为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这说明民屯典农官自成系统，不归郡管辖，主要农官大都由吏部奏上任免。有关屯田重大事项，多由最高决策者决定，具体事务则由大司农派官协助承办。同军屯一样，民屯也实行军事编制，以屯为单位，每屯五十人，由屯司马督领。

　　民屯生产者称为屯田客。屯田客表面上说是招募，实际上是强迫。由于实行军事编制，人身不自由，剥削又重，所以屯田客不断逃亡，公元215年，还发生了屯田客的暴动事件。

　　曹魏的士兵，既是作战的基本力量，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承担者。曹魏对士兵及其家属的控制极严，叫他们单立户籍，称为士家。士之子称为士息，世代为兵；士之女称为士女，必配士家。士逃亡，罪及妻子；士死后，寡妻也必配士家。除少数立功封爵者外，一般不能做官，也不能免除士籍。这就是曹魏的士家制度。当时，士兵的地位比一般农民还要低下，因此不断发生逃亡和反抗。

　　曹魏的屯田是采用军事强制的形式，把农民和士兵束缚在封建土地国有制下的一种剥削制度。这种制度虽然严重地限制农民和士兵的人身自由，但在当时战乱的条件下，它起着保护生产力的作用，使他们通过生产自救免于流离死亡。屯田制度的实施，对恢复北方经济和减轻人民的一些负担都有积极意义。

　　此外，曹魏对郡所辖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加强了管理。它对官吏的考核，不以浮言虚誉为准，而是按户口，以垦田的增减，决定升降。因此，各级官吏都注意招集流亡，督促农民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很大的起色。

　　二、蜀汉的政治和经济

　　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位，史称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兼益州牧。刘禅年轻（仅十七岁）要求政事由诸葛亮全面负责，刘备临终也再三嘱托，于是诸葛亮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诸葛亮治理西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厉行法治，加强中央集权。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西蜀地区的统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法令、条例，就其本质来说，自然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和镇压人民“犯上作乱”的。但对一些豪强官僚的骄横跋扈，不利于集权统治的行为，也给予一定的限制。诸葛亮治蜀过程中，一直注意贯彻赏罚严明的原则。他的赏罚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巩固，是否有利于他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他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主张“明法”，也反对“滥刑”。他指出，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

　　正因为赏罚关系重大，诸葛亮很注意选择忠直廉平的官吏主管治狱工作。他常告诫典刑官说：“决狱行刑要慎重，不能冤枉好的，也不能放过坏的。”

　　诸葛亮也注意身体力行。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认为自己身为统帅，用人不当，也有过失，便主动上书刘禅，请求降职三等，以示惩罚。

　　在治理蜀汉的过程中，诸葛亮很注意官吏的选拔，他“任人唯贤”，把一些有才能，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安置在重要岗位上。他不但自己注意发现人才，大胆提拔，而且还鼓励属下和各州郡长官向上推荐。诸葛亮还要求官吏们办事讲求实效，反对名不符实的作风。他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了解他们是否忠于职守，有无“损公肥私”，刑罚不公的情况，以便进用贤良，退去贪懦（音诺nu^）。

　　诸葛亮“任人唯贤”方针，受到西蜀地区一些士人的欢迎，他们称赞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参加蜀汉政权，使蜀汉在诸葛亮执政及以后一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蜀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素称“天府之国”。蜀汉建国后，诸葛亮以都江堰为蜀国农业之命脉。由于都江堰的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农业产量较高。手工业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家有盐泉之井”。政府设盐铁官，管铁器铸造和盐铁专卖，增加政府的收入。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锦产地的成都，伎巧之家，“机抒相和”，织锦业是很繁荣的。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蜀锦业之盛可见一斑。

　　三、吴国的政治和经济

　　赤壁之战后，孙吴占有了荆、扬、交、广四州之地，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孙吴统治时期，江南有了进一步开发。

　　孙权统治东吴的时间最长。他是三国时期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尤其是在前半生，他能团结重用一些有才干的人，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在赤壁之战中战胜了曹操，在荆州之争中消灭了关羽，在猇亭之战中打败了刘备，保住了江东，占据了荆州，都得力于这些文臣武将。但在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对自己的文武官员开始不信任，越来越刚愎自用。

　　孙吴的政权主要是在南北大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张昭、周瑜、鲁肃等人出身于北方的豪强，是孙策、孙权创业时的心腹。孙权也注意笼络江南地主，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姓成了孙吴统治的重要基础，他们作郡官吏的数以千计。

　　孙权称帝后，无论是对北方南来的，还是南方土著的文臣武将，都存有戒心。对带兵守边的将领，要他们交出妻子做人质。他还养了一批叫做校事、察战的人，来监视文武官吏，滥施纠举，诬陷无辜，动辄加罪惨杀。他最宠信的是中书典校吕壹。吕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孙登屡次劝谏，孙权都不听，一般大臣更是畏罪“莫敢言”了。

　　孙权称帝后，原来繁重的赋役状况也未减轻。在孙权暴政面前，人们被迫举行起义。孙权则下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挖堑壕，以备“盗贼”，还是不肯减轻人民的负担。直到他病得要死时，才下了一道“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

　　公元252年，孙权病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互相攻杀事件不断发生，政治越来越腐败。孙皓是三国时期突出的暴君。在他统治时期，“法禁转苛，赋调益烦”，政治更加腐败不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使东吴的统治动摇了，为西晋的统一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