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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道教哲学研究(4)
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藏

 



    (五)道教哲学家

    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道士和道教学者,除一般的宗教实践活动外,他们还致力于道教教义和教理的整理、阐发和改造,使道教的哲学思辨能力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从理论上为道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缺少了他们,中国道教的历史必将黯然失色。这些道士和道教学者,完全可称其为道教哲学家。道教学界十分重视对这些道教哲学家的研究,通行的道教史或道教思想史着作在编写体例上一般都以时代为经,以这些道教哲学家为纬,而许多论文更是有关这些道教哲学家的专人研究之作。

    在唐以前的道教史中,晋代的道教理论家和哲学家葛洪得到了较为详尽而透彻的研究。杨向奎《论葛洪》(载《文史哲》1961年第1期)认为,葛洪的世界观从整体上看是唯心主义的。许抗生《葛洪道教思想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认为葛洪的道教思想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神仙学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早期道教(或称原始道教)思想加以改造的结果。葛洪改造早期道教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把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二是首次给神仙学提供了一个哲学根据,三是指明了成仙的途径与方法。其它一些论及葛洪的道教哲学思想的论文有:卿希泰《试论葛洪的神仙不死思想》(载《中国无神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戢斗勇《葛洪的“玄”“道”与“一”不是一回事》(载《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胡孚琛《葛洪的哲学思想概说》(载《 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钟国发《葛洪思想新论》(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李刚《葛洪神仙学的哲学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1期)。其次,学界对南北朝时期的两个关键人物--北朝的寇谦之和南朝的陶弘景也进行了初步研究。汤用彤、汤一介合着的《寇谦之的着作与思想》(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认为寇谦之的新道教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内容多为儒家的礼、佛教的戒律和生死轮回说、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玄学理论。牟钟鉴《论陶弘景的道教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陶弘景的道教思想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有几点新意,其中在哲学思想上的新意是养神和养性兼顾,炼养之要,贵在中和。

    对于唐宋时期的道教哲学家,除了一些单篇论文(如《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所载强昱《成玄英重玄学思想述要--以〈 庄子疏〉为中心》和1985年第2期所载李远国《试论陈抟的宇宙生成论》)外,以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第六章《道教学者在唐宋时代的相继出现和道教理论的发展》论之最为系统和详备。该章认为,唐宋时代是道教教理不断深化和向前发展的时期,道教学者相继出现,如唐代的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的杜光庭、谭峭,北宋时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都是道教思想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该章对这些道教学者的哲学思想体系都作了初步揭示,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宋以后的道教哲学家大多未被探讨,只有少数几位有专文论析,如元代的杜道坚、明代的张宇初、清代的刘一明、民国的陈撄宁。卿希泰《杜道坚的生平及其思想》(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简要分析了杜道坚的养生思想和修持理论及其与当时道教南北宗的异同,指出了其在道教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卿希泰《张宇初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和修道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1期)介绍了张宇初的天人一致的宇宙观和修道思想,认为其理论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将儒学特别是宋代理学与之融为一体。张宇初的这种努力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却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的总趋势,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潮流,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马序、盛国仓《刘一明道教哲学思想初探》(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3期)认为刘一明的哲学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全真教义,具有较高的思辨理论性。该文从宇宙观、人性论、修炼之道和三教合一说等方面对其作了分析和探讨。李养正《陈撄宁先生评传》(载《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从“仙学”之提出及其依据、仙学主旨及古仙学的特点、“仙学”之理论与方法、对陈撄宁及其仙学刍议这几个方面论述了陈撄宁的仙学思想,展示了这位近代道教大师对道教的睿智思辨。

    (六)道教哲学派别

    这里所说的道教哲学派别,既包括道教中有共同思想倾向但又未形成教团或组织的学派,也包括具有教团形式的道派。

    道教学派之中,以重玄学派最富哲理和思辨色彩,道教学界对此着力颇多,成果也不少。前辈学者蒙文通早于解放前在《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兼论晋-唐道家之重玄学派》(载《图书集刊》1946年第7期)一文中揭橥道教中有重玄一派,且对该派之源流与宗旨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和评论。此文实为研究道教重玄学派的奠基之作。近十几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又在此基础上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推进了重玄学派的研究。综括起来,有三家之说。李刚《道教老学重玄学派》(载《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重玄派没有一个严密的传承体系,只是在诠释《老子》上宗旨接近的松散学派,其中尚有宗重玄明理身之道与宗道德明重玄之道的差别。重玄派解老在方法论上有两个明显的个性特征,一是援庄入老,一是援佛入老。从文化角度透视,重玄派实是中印文化融汇的产物。从思想上说,重玄派是道教中颇具创新意识的一个学派,尤其是其生命观,与道教长生不死的传统观念可说大相径庭,尽管个别地方还操持神仙长生的术语,但其内涵已发生演变,由执着地肯定肉体变为否定肉体的永恒性,由长生不死转化为不生不死,有生必有死。卢国龙《中国重玄学》一书认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重玄是玄学注释《老子》的支流之一;作为解注《老子》的一种思想方法,重玄之道是对玄学贵无、崇有二论的扬弃,是玄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综观道教重玄学的历史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宗趣转变。第一个阶段是南北朝时期,宗趣在于经教体系的建立。第二阶段是隋及唐初,宗趣在于重玄的精神超越。第三阶段是高宗武周朝,宗趣复由精神超越转变为道性论和心性修养。第四阶段是盛唐时期,重玄学最终由体道修性复归于修仙,开导了唐宋内丹道之风气。此书对重玄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及演变的内因和外因作了详尽的发明,洵为重玄学研究中的一部力作。另外,简明《“道家重玄学”刍议》 (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玄学术文化思潮,是以发挥老庄学和重玄思辨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思想趋向,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自觉的重玄学术宗派,它不仅包括道教重玄学,也包括道家重玄学,故将这一学术思潮界定为“道家重玄学”比较妥当。此与上述二家之说颇异。

    道教宗派不仅表现为师承源流各异,也表现在教旨或哲学思想上的分殊。学界多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有关某一道派的史实,但对哲学义理色彩较强的个别道派还是比较关注其在哲学思想上的特色。其中,金元之际兴起的新道派全真道尤为学人所重视。一些学者论述了全真道的基本思想。詹石窗《全真道的创立及其特色》(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认为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的一整套说教可以概括为“修行”二字,具体而言,其修行目标是全真而仙,修行法门是了达性命,修行指南是三教合一。郭武《全真教概谈》(载《宗教学研究》1989年第1-2期)将全真教的基本思想概述为三个方面,即三教圆融、性命双修和禁欲主义。陈兵《略论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说》(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认为全真教旨以三教合一为显着特征,其宗教教义从四个方面表现出三教合一的色彩,即仙佛合一的成仙信仰、道禅融合的明心见性说、先性后命的内丹之说、头陀式的僧侣禁欲主义及三教合一的宗教伦理。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三联书店,1995年版)对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全真道各支派心性论的特点作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并分别比较了全真道心性论与理学心性论、禅宗心性论之异同。除全真道外,对其它道派的哲学思想研究不多,只有几篇论文,其内容分别涉及内丹宗派南宗和钟吕丹派、全真道支派龙门派、净明道的教旨与哲理。它们是:陈兵《金丹派南宗浅探》(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胡孚琛《道教内丹学的研究价值及钟吕丹派的基本特征》(载《东方论坛》1997年第2期)、陈兵《清代全真道龙门派的中兴》(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王志忠《论龙门派道教思想与明清全真教的盛衰》(载《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曾召南《净明道的理学特色》(载《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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