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关宋文的研究专著

    近三年来，在宋文研究与文献资料整理等方面都有不少有影响力的着作面世。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突破以往的文史研究观念和学术着作模式，以专题的方式组织全书框架。该书力避多年来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重北轻南、重词轻诗轻文的偏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部以专题方式写成的通论，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互为参证，着者以这种网状结构代替以往该类着作”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线状结构，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及其底蕴，从理论上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关于宋代散文，该书各章节涉及，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如在”尊体与破体”一节中对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赋为文等问题的探讨，从”尊”与”破”的角度对宋文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评价；《宋文流派绎述》一章，整体考察两宋散文发展流程，对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宋文题材与体裁的继承、改造与开拓创新》一章则从文体发展角度，从继承与发展两方面对宋代的几种散文样式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另外，该书对有关宋代散文论争的叙述和梳理，对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献的叙录，也颇具学术价值。

    群体研究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已成为一项热点，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就是在这一领域中引起学界重视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士人群体研究入手，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文人、文学、文化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激化的新旧党争是北宋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这场绵延数十年，触及宋代社会敏感神经和士人灵魂的纷争，是否直接影响宋代文学发展轨迹，前人很少作深入、全面的探讨。党争对集官僚、学者、作家于一身的北宋文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党争与此期文学创作的关系等，理应是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书广引资料，立论鲜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上述课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北宋士人创作主体、参政主体、学术主体的合一，形成了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又决定了创作心态和创作价值、主题的取向，并随着党争变化而变化。

    朱刚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虽非专论宋代文学，但诚如着者所言，文章四大家之间以”道”相联，”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作者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察的论证，指出四大家讲”文”与”道”的关系时，总是通过作家主体为其间中介的，”文以载道”一语中的”道”，并不是某种强加于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作家自己的独立见解，它不但不是枷锁，而是作家自觉追求的精神境界。故”道”之为言，就其为人们思考的对象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而就其为人们思考的所得成果来说，则是指每个人的独立见解。该书力图证明，四大家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思想史上，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1999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文集――庐陵文章耀千古》收集了论文四十二篇，其中有不少是探讨欧阳修散文创作与文论思想的，对宋文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在宋代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四川大学祝尚书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堪称功德无量的大手笔。着者在参与编纂《全宋文》的过程中，考察全部宋人别集的版本源流，重点在清理各集全帙的版本体系，又尤其着力于祖本及重要传本的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各本优劣作了简要述评。在对前哲今贤的序跋、书目、版本研究等有关成果汲取利用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考订，断以己意。该书资料完备翔实，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富有实用性，可谓是治宋代文学一部不可不备的工具书。该书虽然考察了五百数十家宋人别集，数千种版本，但考察对象浩繁而叙录精简得当，也为版本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便利。

    据悉，宋文总集《全宋文》的后五十册也即将出版，另一大型总集《全宋笔记》已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开始着手编纂，这些总集的最终问世必将开创宋文研究的崭新局面。

    纵观1997－1999年的宋文研究状况，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重北宋轻南宋的情况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为宋文研究中的一种主要倾向。南宋散文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史的梳理、理论的探讨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理应成为今后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其二，宋文研究方法和观念有待更新。怎样拓展散文研究的视域，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来检视宋文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独特现象与问题，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三，宋文与宋代 诗词关系研究方面，虽已出现了若干成果，但还是远远不够的。着眼于打通文体的交叉研究应成为宋文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因此，宋文研究在未来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而这有赖于学人们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