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史学的两点思考

    在回顾近年文学史学的发展时，我逐渐形成两点看法，一是关于文学史学的基本构成，二是对文学史的态度。

    文学史学经过十年的思考和讨论，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已越来越清晰。关于它的定义，似乎可以表述为：文学史学是文学学科中以文学史理论及各种类型的文学史着作的编撰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关于学科内容的基本构成，似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1997年莆田会议的结论是将文学史学分为文学史原理、文学史学史、文学史批评三部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认为可分为文学史原理、文学史理论史、文学史编撰史三部分，各自包含的具体内容是：

    文学史原理——关于文学史的本质、对象、单位、视角、范畴、内容、范围、结构、形式、类型、功能等基本问题的研究。

    文学史的理论史——关于历来不同的文学史学说、理论命题、基本概念的历史研究。

    文学史的编撰史——关于历来编撰文学史的方法、形式、经验、成果的研究。

    文学史原理、文学史学史、文学史批评的三分法显然是对应于“文学”学科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分结构的，但文学史学的对象——文学史编撰不像文学创作那样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都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批评在文学史学中占有的分量显然是不能和文学批评相提并论的。相反，文学史理论却是从文学史发生以来就在同步发展的知识系统，其内容之丰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这部分内容的认真探讨将构成文学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觉得文学史批评可以包括在文学史编撰史中，而文学史理论史则需要独立出来。如果说文学史批评具有面向现时的性质，与编撰史的指向有些抵触、冲突，那么就想想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研究吧：“现在”是发生的，每个发生的“现在”当它被意识到时已成为“过去”，现象永远属于历史的范畴。当代的文学史编撰仍然可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也只有在历史的参照系中，我们才能进行成功的批评。所以说，文学史批评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研究。

    尽管我一直都从事于文学史研究，也不停地在思考文学史学的问题，但对文学史写作于 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我的看法是有所保留的。不用说，对文学史的关注意味着对文学事实之逻辑性的通盘思考，意味着古典文学学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学科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但这并不决定也不需要带来对文学史写作的迷恋。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历史的国度，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着作理想就是修史。司马迁以刑余之人，身残处秽，所以能忍辱苟活者，就因为《史记》寄托着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修史一直是话语权力的象征，对当今王朝的存在合法性（正统）的论证，对正统思想的独断阐释，以及由此决定的对社会理想的描述，无不是通过修史实现的，所以从 孔子、 韩愈、朱熹到黄宗羲都要以修史奠定自己的事业，修史于是被赋予神圣的色彩。尽管在中国当代的现实状况下，修诗未必能构成一种话语权力而只能成为权力话语的影子，但受传统观念的无形影响，学者们还是对编撰文学史投入了过分的热情。事实上，许多学者毕生的目标不就是要写出一部厚厚的文学通史或专史吗？而出版一部文学史也常被视为学业成就的标志。这真是一个常识问题上的迷误。我们应该认真想一想，编撰文学史对于 古典文学研究来说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回顾近代以来文学史的编撰，热衷于编撰文学史者不外两类人，一为年轻学者，一为教师。年轻学者读书未广，一管窥天，恒以为有独得之秘，总想推陈出新，成一家之言；教师讲授需编教案，积有年所，自然成书。这两种人以外的学者，则日见己所欲言早已为前人所道，即便偶有独到发现，没有教书的需要，也不屑于重复他人，更不乐于重复自己——有这个炒冷饭的功夫，研究新问题，撰写新论文，岂不更有趣？实际情况正是，最优秀的文学史研究者都不是以通史或专史着作奠定其学术成就和地位的，虽然也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英国文学史》这样的名着与勃兰兑斯、泰纳的大名相连，但那毕竟只是他们毕生业绩的一部分，更不是他们声名交关的全部成就所在。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说，通史着作永远落后于专题研究的水平。通常只有专题研究的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形成编撰以综合和总结现有成果为目的的文学通史的要求，即使是表达个人见解的文学史着作也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照这么看，文学史着作实在远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写那么多的书。遗憾的是，在大量的人力投入和出版社的盲目上马中，没有人思考文学史的读者对象：它们究竟写给谁看？从严格意义上说，读者是不能凭文学史着作来了解文学史的，正如瑙曼说的，“大多数读者对于文学史持相对冷漠的态度，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学史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作品的现时性是形成它的审美经验的前提，而作品一旦具有了现时性它就脱离了文学史所要重构的历史性的那一面。所以，文学史所提供的知识不能代替在阅读中实现的作品的审美经验”[7]。这难道不值得热衷于写文学史的我们深思吗？当然，这和文学史学研究是两回事，或许也可以是说文学史学的一个理论问题。总之，当我们准备进入文学史写作时，确实应该先认真想一想，已经有那么多文学史了，为什么还要写文学史？真有那么多新内容值得写新的文学史吗？我真能写得比现有的文学史更好吗？我想写给谁看？谁会对我写的文学史感兴趣？把这些问题一一斟酌后，也许我们就不再有写文学史的兴趣和冲动了？有功夫何不干点别的呢？

    来源：《学术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