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三代学者对方法问题从根本上缺乏清楚的认识，因而他们虽重视方法，追求方法论的突破，却并未真正理解方法的意义，从而也就未能进行方法的有效尝试。确实，他们没能解决方法的问题，也没能在他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践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们更多的是在局部的研究中运用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而这又是群体共同的趋向，于是不容易显示出个体成就的卓着。另外，知识和能力准备的不足，还促使第三代学者在选题和角度上有意识地回避传统学术领域和点问题，试图以新课题与新角度出奇制胜。这在主观上适应了学者个体扬长避短的策略需要，客观上也符合学术发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历史趋势，无疑是很可取的。但它作为群体趋向，则只会造成百花齐放，人秀一枝的格局，学者之间因成果的质量缺乏可比性而难形成就高下。又好像不同级别的选手挤到了目标相同、距离有限的跑道上，至竟形成能力、水平不均齐，成绩却大致均齐的奇特现象。人们评价或比较第三代学者往往着眼于才气、悟性、研究能力等主体方面的素质，因由盖在于此。

    就学术品格而言，第三代学者有较强的独立精神，有学科建设意识，在前辈的零散成果上将自己的研究系统化、序列化是他们的自觉追求。而且，在他们的研究中，清楚地显示出学术理念的转型–由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他们清醒地看到前两代学者文学史研究中以点代面，以作家评论取代历史描述的缺陷，希望通过对本文的细读揭示文学史运动的轨迹，使点与点之间的联系由直线式的逻辑推衍变成曲线式的事实描述。无论在作家研究还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第三代学者的学术取向都显示出这种“深描”的意识。赵昌平对 唐诗历史进程的详致清理，杨海明对 宋词流变的全景式观照，虽然操作方法和着眼点并不一样，却体现了同样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方法。不能否认，前两代学者也很重视历史方法，但一般只停留在社会学、传记学、文献学的表层，一到解释、叙述文学史的发展就不知不觉地滑到形而上学方法上去。只有第三代学者才深入到文学史运动过程的内部，把历史方法贯彻到艺术表现史的事实描述中。这种学风的转型直接影响到第四代学者的学术观念，唤起他们清理历史事实，重写历史的冲动。从这一点说，第三代学者整体对新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影响是最大的。他们重视本文细读，重视学习新的理论学说，善于理解、体谅古代作家。这都是很可贵的长处，但他们总体较少从事考据和搜集资料等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像陈尚君那样的学者究为少数，故尤为可贵），从而使他们的成果有时稍显得仓促，开拓之功多而积累之功少。

    第三代学者如今都是各单位的学术台柱，学问也在日渐成熟，本来他们应该有较醒目的建树。不幸的是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给他们的学术带来最严酷的威胁。以他们的年龄，上有老亲，下有弱息，微薄的薪水不足以糊口，如果再有两个孩子上大学，其窘迫不难想见。所以赚钱在他们相比其他三代学者来更是燃眉之急。同时，出版社也瞅准了他们这一拨名望已具而精力犹健的精英，拉他们主编、撰写各种商业性的通俗书籍，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于是，正值学术黄金年龄的第三代学者遂沉浮于商品经济的旋涡中难以自拔，学术成果量大为减少。这是很让人惋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