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诗史来说，诗学史的研究不太令人乐观，在涉及面的广度和理论阐释的深度上都不如诗学研究成绩明显，也不如诗史的突破引人注目。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比比皆是，已为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在《〈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对中国近年来〈诗品〉研究的商榷》（《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一文所尖锐批评，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里除了学风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学者的素质问题，包括对现代文学理论和诗歌史的修养。由于学者在理论上不能超越旧有文学概论的模式，对历代诗学资料与问题的处理就往往停留在一般美学、文学原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诗学的内部去探讨属于诗歌的专门问题。最近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史、诗学批评史、诗学通论似乎都有这种倾向，这只要看看它们对元代诗学的论述就可以知道。元代诗格本有许多技术问题可以讨论，比如体制论、结构论等，但作者都以其为毫无价值而干脆不谈了。另外，与诗史的脱节也有碍于诗学史研究的深化。比如现有的论着在论述吴乔诗学时，因为他年辈较长，都将他置于王渔洋之前。其实《围炉诗话》乃是针对渔洋提倡宋诗而发的，不明白这一创作背景，谈吴乔的诗歌观点就难免隔靴搔痒。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诗学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我在此指出，决不意味着诗学史研究一无所获。应该说，诗学史研究还是有可喜之处的。首先是研究的领域扩大了，不仅像唐宋诗之争这种诗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有人进行总结（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甚至连杜诗学这种专门的诗学史问题也有人涉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其次是专题研究走向深入，光是钟嵘《诗品》就出版过五六种评注译本，研究着作也数量相埒。第三是集成性着作不断出现，如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等。在具体的时段上，王运熙、杨明、张伯伟的六朝至唐代诗学研究，韩经太、张毅、周裕锴的宋代诗学研究，张晶的金元诗学研究，王英志的清人诗论研究，张寅彭、张健的明清诗学文献研究，谭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都是各有贡献的。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抓住情与礼的冲突这一核心问题，首次从诗学观念的逻辑展开通盘把握中国诗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高屋建瓴的历史感对一些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代表了九十年代诗学史研究的深度。

    评述具体的研究成果不是本文的任务，也没有这种可能，我只想从学术方式上指出标志着诗学史研究深化的两种倾向，那就是诗学史与思想史的结合，诗学史与诗史的结合。前者意味着诗学史视野的开阔，后者意味着诗学史内容的丰富和深化。作为研究方法，这两种倾向当然是陈寅恪文史哲相结合的学术方式的延伸，从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赋〉写作年代新探》等论文已可见其较早的成功实践，但作为一种成型的范式，我们不能不提到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思路。罗宗强在八十年代初，有感于古代文论一些基本概念内涵、外延，都与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潮有关，而“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着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士大夫在公开的场合，往往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自己的真实爱好却流露在创作中；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异常活跃。如果只注意批评与理论着作，而不从文学发展的趋向研究文学思想，就有可能忽略了文学思想极其重要的发展段落。同时，他认为文学思想与社会思潮，与士人心态关系尤为密切，于是就尝试由文学史、思想史、心态史入手来研究文学思想史的工作。他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虽不是专门研究诗学的着作，但是它与作者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书系已形成一种独特的范式，即融文学观念史、文学发展史于一体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式。诗学史在这种范式中的成功，已由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中有关诗学的研究显示出来：在对江西诗风的深入把握中论述“活法”的理论内涵，通过东坡诗歌的研究概括出“老境”这一诗美范畴，在深化旧有问题之阐释的同时，也开拓了新的诗学史视界。

    由思想史、心态史入手研究诗学史，就不能不与文化学的视角殊途同归。事实上，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文学中的文化-文化中的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日益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最热衷的视角。在诗学史研究中，儒释道三教尤其是佛教的禅宗与诗学的关系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以前的几十年间只有徐中玉发表过《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的影响》（《中山文化季刊》2卷1期，1945年）一文，而八十年代以来就发表了秦寰明《禅悟与诗悟——佛教在认识、思维理论上对古代诗论的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金五德《试论禅道诗道“惟在妙悟”》（《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等数十篇（部）论着。这些论着的出发点都是要弄清中国古代诗学所受佛教，主要是禅学的影响，以抉发诗学中历来被忽视的误解的理论意蕴。然而由于论者多半对佛教的知识准备不足，为出新解强说禅，以至于观点和论述往往是由禅学的一般到诗学的一般。禅学方面的知识借助于思想史、哲学史、佛学史的成说，用哲学家对禅的一般阐释来与诗学的内容相比附，既不做实证性的影响关系研究，也不注意禅宗门派义理的差异及诗学所受的实际影响，使诗与禅的话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皮相之见上。台湾学者杜松柏在1976年出版的《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中已从禅宗各门派参禅机用的不同阐发严羽以禅喻诗之旨，而后来大陆赶时髦轻谈禅学者，所见非但未能出其藩篱，甚而至于不知其说，重弹冯班《钝吟杂录》的老调，贻识者之讥。顾其间能脱俗者仅陈允吉、孙昌武等少数学者而已。张伯伟《禅与诗学》能从钻研禅籍入手，考论宋代诗话、论诗诗与禅学的关系，发覆良多。而《佛学与晚唐诗格》一篇，考究佛学中“门”、“势”、“作用”三者对晚唐诗格的影响，指出诗格各种“势”直接来自禅宗，具体说就是沩仰宗的仰山门风，基本涵义为“力”，使历来无从索解的各种“势”有了一个明晰的说明，进而使唐人诗学的特征乃至诗学史的一个段落得到清楚的勾勒。诗格、诗法类着作虽说是古代的蒙学教材，但老生常谈中常包含着中国诗学中最稳定也是最基本的专门知识，近代以来对这部分内容的轻忽，已明显地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深入。我们需要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