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不平常的时代都有不平常的时代课题。每个历史关头的人们思考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这是后人必须了解的，否则历史研究必然是一通歪批《三国》！就侯方域来说，我觉得即使应试，甚至出仕，在今天也不必作为操行洁污的问题来讨论。他之所以比不上顾炎武等人，决不在于他应试而顾炎武拒绝。根本的问题在于他缺乏顾炎武那种责任感，那种对明代文化的反思，缺乏改造学风的决心和勇气。他一直是个“公子”，入清后仍然是一副名士作派，这样的名士应不应举，出不出仕，有没有气节，于人与已都是无所谓的。打个绝对的比方，一妇女遭强暴，一君子袖手在旁，以不助纣为虐为节操，可乎哉？为此，我对许多所谓洁身自好而其实无所事事的气节之士一向很鄙视。

    这里需要说到屈原。屈原自近代以来总是被冠以爱国主义和人格峻洁两顶桂冠。最近的评论仍旧肯定屈原身上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就是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和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而屈原的伟大也正在这里：“他无所畏惧地抗争黑暗，但这种对黑暗世道的不屈抗争，并没有导致他对祖国母亲的任何抱怨，更没有想过欲借他国之力来伤害自己深爱的祖国。倒是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他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才有那样的勇气向祸国殃民的黑暗王朝抗争，才有那样不折不挠的韧性，支持了十数年孤苦绝望的放逐生涯。他的死，既是不妥协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也是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精神的灿烂升华。”（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正如潘先生也已区分的，这里有两个概念，祖国和王朝或者说国家。照我看来，祖国一词是不太适用于讨论问题的名词是，尤其是在谈民族问题的时候。因为它缺乏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具体限定。潘先生这里所用的意思似乎是指国土与生息其上的民族和文化，故将它比喻为母亲，既然如此，人和祖国的关系就是不可选择的，而这种亲子关系原则上说必是互爱的。然而具体到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祖国对于他的意义总是通过现行政权及其建构的生活环境来体现的。当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喊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的绝望呼声时，“祖国”指的是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影片《第一滴血》续集的结尾，主人公悲愤的嘶喊：“美国，我们是爱你的，可是你爱我们吗？”（大意）美国在此指的是约翰逊政府主宰下的美国。这就是我们说的祖国的意义总是通过国家，更具体地说是现政权、政体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总和体现出来的。这么看来，就不存在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了。所谓爱国首先是指爱现行国体和社会生活，在封建社会就表现为爱现政权也就是世袭的某姓王朝。这虽然与乡土人情意义上的爱国有根本的不同，但历来人们总是将两者混为一谈的，而统治阶层更是竭力要灌输给人这样的意识：爱国就是爱现政权。屈原还是很清楚的，他爱他的国土他的人民，但并不太爱楚怀王。怀王父子抛弃了他，他一腔热诚换来的是谗毁、冷落终至流放。到衔悲去国之际，他对君主已彻底绝望，然而痛苦的是，他生在那个宗族国家的时代，身为王族一员，被王王族抛弃就意味着在生存上失去了立足点。楚国是他的先茔、宗庙所在，是他的宗祀、裔亲传衍的根本，楚国对他的意义无不是现代人的一点乡土之情可以比拟的。去是肯定去不得的，活又能活得下去吗？从他诞生起，对血缘、才具的骄傲就注定了他未来的悲剧命运。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随之而来的理想与现实、独善与兼济、洁身与合污、生存与毁灭一对对矛盾冲突，迫使他在不断退却的选择中逐步否定生存的理由，最终走到自杀的终点。对此也许可以像闻一多先生那么认为：“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石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屈原问题》）然而从汉末起，人们就开始怀疑屈原自杀的意义了。李康《运命论》说：“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三）这是就个人而言；蔡邕《吊屈原文》说：“皇车奔而失辖，执辔忽而不顾，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艺文为类聚》卷四十礼部下·吊）这是就国家而言。在他们看来，屈原的自杀于已于国都毫无益处。后人持这种见解的也不少，潘啸龙先生则说：“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因为人民群众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不需要也不应该采取屈原那种‘孤高激烈’的‘反抗’方式，因此（它）在实际生活中失去了意义”。这都是将屈原的自杀视为积极的努力或反抗，我不这么看。屈原的自杀不是积极的反抗，而是消极的逃避，没什么值得赞美的崇高色彩。在同命运抗争失败后的绝望中，选择生存比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需要信念与责任感。当然，在屈原那个人与宗国处在一体化关系中的时代，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求他。但到个人与国家的一体化关系早已解除，并且能将君主视为异已的东西加以排斥，认识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明清之际，我们还不能以此来要求侯方域吗？谈一谈《明夷待访录》，“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也。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鼠首；岂天地之大，地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由此我们应能看到当时人对君臣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清醒认识，他们已不把对民族铛人万姓的责任和感情视作主义、民族气节，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时，就必须警惕，这些概念是否已被偷换了内容，使忠于王朝、爱君主、爱现政权的实质性要求罩上了美丽的光晕？梁启超将顾炎武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语凝缩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句，已使天下的内涵因失去参照系而变得模糊；今人的成语词典则将它改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有意无意的改写，是否暗示了个体的某种趋同性、依附性倾向呢？这不是个语义学的细节问题，也许关系到了本文的主题——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选择。对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清醒的理解，不仅会妨碍我们合理地看待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甚至还容易纠缠于无关大局的表层的选择，而忽略真正重要的根本性的选择，从而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自居。

    来源：《学术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