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道教哲学与中国文化

    在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推动下，道教学界也广泛深入地探讨了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自然包括了道教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学者们是从两个角度入手探讨这种关系的。

    一是试图宏观地把握道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刘仲宇着《中国道教文化透视》和陈兵《道教的文化根柢》（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就体现了这种倾向。卿希泰认为，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其思想渊源方面看它吸收了哪些传统文化，二是从其作用方面看它在历史上对社会和其它文化领域起过什么影响。据考察结果可知，道教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别吸收了道家思想、黄老之学、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董仲舒的宗天神学、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墨家思想、传统鬼神观念和古代宗教思想与巫术、神仙思想及神仙方术，同时又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历史、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了它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实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刘仲宇认为道教是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产生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一个分支，积极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发展，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掺进自己的影响。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其它分支（如佛教、儒学）和各个部分（如哲学、文学、科学等）都是相互吸收、利用、影响、渗透和依存的。陈兵认为，从道教可以直探中国文化之深根，因为道教集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点。这些特点可概括为四点，一是求道不已的精神，二是从贵生到长生不死的追求，三是从天人合一到“我命由我不由天”,四是兼容并蓄，包容一切。

    二是考察道教与中国文化的某一具体分支或部门的关系，以此管窥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牵连。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首先是研究了道教与中国哲学或宗教的关系，李养正《道教与 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对此问题的论列最为全面详细，全书分别论述了道教与原始宗教及神仙家、道教与《老子》和 老聃、道教与《关尹子》和尹喜、道教与《列子》和列御寇、道教与《庄子》和庄周、道教与《墨子》和墨翟、道教与杨朱、道教与法家、道教与名家、道教与纵横家、道教与兵家、道教与杂家、道教与阴阳五行家、道教与方技、道教与术数、道教与儒家、道教与佛教都存在着思想上的吸收和继承关系。刘国梁《道教与周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詹石窗和连镇标《易学与道教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一辑“道教易学”专号（三联书店，1997年版）则专门探讨了道教与周易、道教易学与传统易学和哲学的相互吸收和影响。另外，还有不少有关道教与中国哲学或宗教之关系的论文，如王明《论道教的生死观与传统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崔大华《庄子思想与道教的理论基础》（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5期）、高正《庄子学派与神仙道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彭耀、孙波《论黄老之学的演变和道教的产生》（载《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赵宗诚《论道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载《宗教学研究》1991年第1-2期）、李远国《墨家与道教》（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4期）、陈兵《禅学与道教》（载《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1期）等。其次，道教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关系也得到了研究，出现了詹石窗《道教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张松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宜峨《道教美术史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等专着和葛兆光《想象的世界--道教与中国 古典文学》（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伍伟民《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刍议》（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丁若木《道教与中国画略论》（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史俊《道教对中国书法影响小述》（载《上海 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詹石窗《简论道教对传统戏剧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论文。再次，对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也有人作了初步的探讨。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和《道教与中国医药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分别探讨了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和传统中医学的关系，其中均有专章论述道教哲学思想对后者的影响。最后，关于道教与中国社会和民俗的关系，有李养正的专着《道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作过论述。

    三、道教哲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综观本世纪以来的道教研究状况，可以看出，中国大陆道教学界是很重视道教哲学研究的，对道教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说都出了不少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取得了共识，如都认为道教的核心信仰是长生成仙，道教生死观的特色是形神不离，肉体不死，道教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过影响等等。在有些问题（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上虽尚存分歧之见，但大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和依据，使问题得以逐渐深化，从而有利于对这些问题形成客观公允而非浅薄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研究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补救。简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一）如前所述，道教哲学这一学科一直都不确定。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为推进道教哲学研究，当前应尽快按照科学的方法对道教哲学的学科概念和性质加以明确的界定。就象基督教哲学一样，道教哲学在学术研究中也应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能总是将其与道教文化和道教思想的研究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要使道教哲学纯化，而不是泛化于道教的各种宗教要素之中。这乃是道教哲学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的前提。

    （二）应加强对道教哲学的宏观总体研究。对道教哲学进行宏观总体研究可以使我们正确把握道教的基本精神，并对道教哲学各方面的研究和各种道教文化形态的研究起到理论上的导航作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只有为数甚少的几篇论文，还没有专着产生。与中国哲学研究相比较，道教哲学研究在这方面显然相形见绌。众所周知，张岱年先生早于40年代就写出了对中国哲学进行宏观透视的力作《中国哲学大纲》，改革开放后其他学者又出了不少这方面的成果。中国哲学领域的这种研究方法颇值得研究道教哲学的学者借鉴。

    （三）学界已对道教哲学进行过较多微观具体的研究，如专人研究、专书研究、某一哲学范畴或命题的研究、断代哲学史研究，但多集中在某几个或某些重要的人、书、范畴、命题和时代，这不仅造成了学术上的重复劳动，而且导致了道教哲学领域中许多人、书、范畴、命题和时代得不到挖掘，至今无人问津。在这方面，国外的学者却比我们做得好。有些我们不重视或研究不力的地方，他们却写出了专着，如美国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和利维亚·科恩（Livia Kohn）分别着有专书研究之作《无上秘要--六世纪的道教大全》（Wu-shangpi-yao-sommetaoiste du Viesiecle）和《道教的神秘主义哲学--西升经》（Taoist Mystical Philosophy: The Scripture of Western Ascension）。建议今后在对道教哲学进行微观具体研究时，应进一步拓宽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思想庞杂的道教。

    （四）在道教哲学研究中，有些领域的研究本来很重要，但研究成果却太少，比如道教哲学史和道教哲学与其它宗教哲学或哲学派别的比较，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一部道教哲学史可以使我们了解道教哲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道教哲学的比较研究则可以揭示道教哲学的特色及其与一般宗教哲学和哲学派别的共通之处。照理，这两个领域都值得写出大部头的专着来探讨，但道教哲学研究的现状却是专着一部没有，论文亦少见。就这方面而言，道教哲学还出现了一些有份量的比较哲学专着，如张详龙着《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和张庆熊着《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显然，道教哲学要赶上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有待于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下一番大力气。

    （五）道教哲学研究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更新或突破已有的研究方法。浏览一下现有的道教哲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中少有人能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运用崭新的方法，这主要是语言障碍和固有观念造成的结果。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外道教学者在研究道教时不仅可以借鉴众多欧美和日本学者的成果，也有能力借鉴中国学者的成果，这种开阔学术视野使他们在道教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卓着的成绩。而中国学者往往只知己不知彼，对国外学者的成果所知甚微，这种状况在今后的道教研究和道教哲学研究中应有所扭转。另外，中国道教学者受固有观念的影响，在研究道教哲学时总是跳不出旧哲学体系的束缚，习惯于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等所谓几大块去套，并且容易简单地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给道教哲学定性。这种旧方法往往会阻碍对道教哲学有新的认识，实亟待更新或突破。笔者曾拜读詹石窗《道教与自然辩证法》（载《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2-3期）一文，该文对道教理论体系中的道体论、道化论和修道论分别以现代自然科学辩证法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进行阐释，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惜乎道教哲学研究中，这种运用新方法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只能俟之来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