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属于鉴赏论的文气论

    曹丕的文气论一开始就是为了树立良好的批评风气而提出来的，或者说是在对当时作家、作品的评论过程中建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赋予文气论更为丰富的内容，使得文气论中的鉴赏理论越来越有系统，而自具特色。现撮要介绍三点。

    （一）以作家禀气之清浊而识文辞之美恶。既然文为“气”之所寓，而文以“气”为主，自然要识别文之美恶、优劣，首先就要了解作者所禀之气如何，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知人论文。曹丕虽强调作家先天所禀之气对文风的影响，但在具体评论作家和鉴赏作品之美时，已注意到作家之气因后天影响而出现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作品美恶的制约作用。后来人们论文似乎更为重视作家的养气之功、多从作家所禀之气和受到的后天影响来探寻文中之美的成因。比如刘勰、柳冕注意到时代、社会环境、审美观念对作家的影响，《淮南子》讲到地域对人性格的影响，颜之推、魏征、傅若金等注意到南北文风不同对作家创作风格和作品艺术美的影响，苏辙注意到阅历对作品高下的影响，韩愈、李纲注意到政治活动、生活遭遇对文章成就的影响等等。由于对养气之功的重视，人们往往把作家的文化修养、道德涵养作为判断文章美恶的标准。从人品看文品，从人风看文风，还从学识功底、文学修养（包括写作技能）、审美趣味等方面鉴赏文章的风格美，而细道其由来。

    （二）标举“气”、“韵”为诗文的重要美学特征。从曹丕到林纾，凡持文气论者无不认为“气”、“韵”为诗文之美。陈善讲“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要非佳作也”（《扪虱新话》），姚鼐论文言“文韵致好”（《与陈硕士书》），管同论文谓“孱弱无劲气，未得为佳”（《与友人论文书》）。唐宋古文家重气、韵的论述很多。而北朝的颜之推、宋代的李庸都把气韵当成文章四要素之一。如颜氏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即气韵，调之为韵，见李善注（文选·颜延之‘秋胡诗’》）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颜氏家训·文章》）。姚鼐还说：“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主格、行气、遣辞，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屿陈硕士书》）曾国藩也说“行气为文章第一义”。颜、李是从文章必备之美的角度谈文之“气”、“韵”，姚、曾是从如何创造文章之美的角度谈文之“气”、“韵”，都说明“气”、“韵”是文章的重要美学特征。人们鉴赏诗文，如果不能领略“气’、“韵”之妙，自然说不上把握住了诗文的全部审美价值。

    （三）把因声以求“气”作为领略“气”、“韵”之美的重要方法。在钟嵘那里，因声以求“气”属于创作之道。在钟嵘之前之后的许多诗人、作家那里，吟哦诵读都是作为领略作品之美的一种方法。远的不说，如李白的“高吟”、 杜甫的“读书破万卷”、韩愈的“口不绝吟”、白居易的“口舌成疮”皆是。但明确主张因声以求“气”的似乎是桐城派及其追随者。刘大櫆说“文章的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姚鼐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人。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与侄孙石甫书》）。又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并告诉他人“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尺牍》卷6）。传说“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吟哦，但抑其声使之下耳”（张裕钊《答吴挚甫书》）。曾国藩于以声求“气”之道体会似乎尤为深刻，他说过：“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辛酉十二月日记》）又说“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泳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碱丰八年七月甘一日家训》）。传说张裕钊一日读韩文有不解处，欲请曾氏释疑，及至曾氏书房外，闻曾氏正吟哦其文。裕钊驻足静听，闻数逾而疑自消。见得诵读亦有工夫，不单能求“气”、“韵”之美，而于文章通体之妙，亦能吟而得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