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采用AMS法对卜骨进行的测年：

    被认为属于祖庚时期的宾祖三类卜骨SA99094（合集1251）C14测年数据为BP3023±32年（BP为距1950年的年数），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235-1210年（51%）/BC1205-1190年（26%）/BC1180-1165年（23%），本文推算祖庚在位年代为BC1200-BC1190,其中间一组数据正在此范围内。

    被认为属于祖甲时期的无名组卜骨SA98218（合集27616）C14测年数据为BP2985±32年，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235-1185年（76%）/BC1180-1165年（24%），本文推算祖甲在位年代为BC1189-BC1157,其后一组数据正在此范围内。

    《通鉴外纪》卷二引《帝王本纪》、《皇极经世》、《通鉴外纪》、《通志》、《文献通考》并以武乙在位四年，《后汉书·西羌传》、《通鉴外纪》并引《竹书纪年》，有武乙三十五年纪事，知武乙在位至少三十五年。《今本竹书纪年》云：“（武乙三十五年）王畋于河、渭，暴雷震死。”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据当此。

    据《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史记》、《通鉴外纪》卷二引《帝王本纪》、《皇极经世》、《通鉴外纪》、《通志》、《文献通考》诸书，文丁在位三年，而《后汉书·西羌传》注、《通鉴外纪》卷二并引《古本竹书纪年》，有太丁七年周伐始呼之戎、太丁十一年周伐翳徒之戎纪事，知文丁在位年数必在十一年以上。《今本竹书纪年》文丁在位十三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十一年。

    《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史通·杂说上》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文丁杀季历”,此事《今本竹书纪年》系之于文丁十一年。季历为周文王之父，周文王元年在前1099年，则季历末年当在前1100年，但是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夏商周年表，此年却已经是帝乙二年了，这是断代工程结论的严重错误之一。

    《鬻子》云纣在位五十三年，《今本竹书纪年》同（包括克商之年），显是误将帝乙之年计入帝辛之中。《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纪》、《皇极经世》、《通鉴外纪》、《通志》、《文献通考》诸书并以为帝乙在位三十七年、帝辛在位三十三年，两代总年数为七十年，实误。甲骨文乙、辛周祭卜辞，祀数最大者均为“廿祀”[9],《寝孳方鼎》“惟王廿祀”[10],《肆簋》“惟王廿祀”[11],知两王均应在位二十年以上，《今本竹书纪年》以帝乙在位九年则误。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纪时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所以帝辛至少在位二十五年，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应在公元前1075年，在位三十年。

    根据常玉芝所做的周祭谱研究得出的结论，帝乙在位二十一年或者二十六年，这两个年数都存在问题。根据帝辛远年在公元前1075年，断代工程认为如果采用二十一年则帝乙时的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而采用二十六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是周祭与季节仍基本对应，所以采用二十六年。但是这种做法使得周王季历被杀推迟到了帝乙二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始料未及的。

    我们知道帝乙的周祭谱和帝辛的周祭谱都不是完整连贯的，中间或有间断，所以帝乙和帝辛的年数是估计的，尽管这种估计建立在一套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但仍可能有N*5年的误差。我们知道殷代的历法是大小月相间一年354天左右，一般19年加7个闰月，这样，在五年以内如果只有一个闰月的话，就是5*354+30=1800（天），刚好是六十个干支的周期，所以每隔五年（因为置闰的缘故，有时也会是四年、六年）历日就会有再次比较接近的时候，19年置7闰之后这种接近更明显。正如上文所述帝辛元年的可能年代、帝乙在位年数存在相差五年的多种选择。

    根据夏商周年表在文丁、帝乙年代上出现的错误，使得季历的年代无法与文丁对应，所以，为了修正这一错误，要么修改周文王在位的年代，要么修改帝乙元年。既然克商年、文王在位年数作为可信的结论不能轻易修正，所以，帝乙帝辛的总年数一定要减去5年左右，这样，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096年，文丁应该在位十三年，元年在前1109年。文丁杀季历之年当在文丁十一年，即公元前1099年，也就是我们确定的周文王元年，周文王即位为当年改元。

    国王即位为当年改元是所有民族早期纪年的一个基本特征，匈奴[12]、新罗、百济、高句丽[13]、于阗[14]、南诏大理[15]、吉蔑[16]等国皆行当年改元之法，越南诸政权（大越、大瞿越等）也基本上行当年改元之法[17],渤海国立国前期亦行当年改元之法[18].在汉文化圈以外从古埃及早王朝起几乎所有使用国王在位年数纪年的国家政权无一例外地是国王即位当年改元。

    其实周初的纪年本身就不完善，逾年改元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确定下来。周武王一直使用周文王受命纪年，并未改元；而周成王元年按照刘恕《资治通鉴外纪》、王国维《周开国年表》等传统研究的观点，周公旦摄政时期仍沿用受命纪年，直到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以后，次年成王改元元年。断代工程的结论中一样存在着周共王、共和当年改元，但是断代工程并没有说明当年改元的理由。

    祖甲元年公元前1189年，在位三十三年，故廪辛元年在公元前1156年，下距武乙元年公元前1144年凡十二年，《今本竹书纪年》冯辛在位四年，康丁在位八年，其年数之和正是十二年，足见本文所推不误，故康丁元年在公元前1152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53-55页详细列出了采用AMS法对23片卜骨进行的测年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发现存在很多问题，被认为属于武丁早期的五片卜骨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323-1278年，但是却比断代工程确定的武丁元年BC1250年早28年以上，被认为属于武丁中期的四片卜骨树轮校正年代大致为BC1285-1220年，且有更多机率属于BC1285-1255年之间（合集2140、合集302）。所以，有关武丁在位年代和殷墟卜辞分期仍有必要继续研究下去。

    [二]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古本竹书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或云“天再启”[19].李学勤考证出西周时期的“郑”应在汉代的京兆郑县，就是今天的陕西华县[20].陕西天文台刘次源等对一九九七年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日全食做了现场观测，确认了“天再旦”是一次发生於清晨的日全食，并经过计算得出“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据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所述，这一成果实际上最初为贵州工学院葛真先生在1980年得出，其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彭（瓜失）均、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及英国德兰姆大学邱锦程合作计算，得出这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48发生的陕西可见日食。

    由于公元前899年到共和元年前841年期间短短58年有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四代，而周厉王根据《史记周本纪》要在位37年（含共和元年，或者说不含共和元年），这样懿王、孝王、夷王三代仅剩下二十一、二年可以安排，其中孝王是懿王的叔父（从《史记周本纪》，《史记三代世表》以为懿王弟），夷王是懿王子，考虑到我国古代最长的例子，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有一百三十余年，懿王、孝王、夷王三代人仅22年是否太短--即便是两代人也有些嫌短。

    《史记周本纪》“太子静长于召共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根据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又，加上共和十四年，一共六十年，推知国人暴动之际，太子静年岁必定很小，不然召公也不会用自己的儿子替代太子静交由国人而轻易蒙混过关。很难设想，周厉王在位长达三十七年而他的嫡长子--太子静才只有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