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学者：自强与无奈

    第二代学者生长于四十年代的战乱中，五十年代进大学读书，多数人没有家学背景，靠高等教育打下知识基础。他们的运气和道路很不相同，极少数运气好的人受业于第一代学者乃至于更早的学者，如汪辟疆、王大隆、刘永济、浦江清、罗根泽、晚年的陈寅恪等名师，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或给一些杰出学者当助教，获得学术上的沾溉熏陶，打下扎实的学问底子。但大多数人的运气都不好，读个大学，分配个工作，以后全靠自己趟水过河，摸索着做了几十年学问。而两者共同的不幸，就是正当他们跨上学术之路，起步未稳时，“反右”、“四清”、“文革”、“五七干校”，“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时间被剥夺，虔诚被利用，思想和体能双重摧残造成无数人的早衰。生理年龄和学术年龄的不成比例，是这一代学者突出的特征。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发芽的学术种子，尚未长成幼苗就被扼杀。当他们到七十年代末迎来“第二个春天”，重新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时，追回失去的青春，急于出成果的意念尤为强烈。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精神更令人感动，可是群体努力的结局却令人遗憾，让人叹惋！

    相对第一代学者的水平均齐而言，第二代学者水平差异很大，上者师从名家，直接继承前辈文史哲结合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史学、文献学基础，无论在学养还是在操作上，都可以说“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四库提要》评大历十才子语）；次者信守师说，数典知祖，启迪后学，可保斯文不坠；下焉者则如盲人骑瞎马，半辈子摸爬滚打，不知学问门径何在。就总体状况而言，这一代学者素质欠佳，上者究为少数，中下者滔滔皆是。大多数人没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训练，因历史原因又缺乏足够时间的知识积累，思想方法单一，习惯于决定论的线性因果律和二元论的思维模式而不自觉，并且还缺少形式逻辑方面的基本训练，许多人对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所知甚少，在艺术方面缺乏必要的素养和艺术鉴赏力。与上代学者相比，他们的知识面显得狭窄，绝大多数人顶多是部门艺术或断代研究的专门家，极少通才。由于长期受僵化教条的束缚，当八十年代初西方现代思潮急剧涌入时，感觉冲击最大的就是第二代学者。抱怨文章看不懂，嘲讽“新名词轰炸”的主要是他们，同时，他们也是对所谓“新方法”最为敏感的人，无论是在学术会议还是在书刊的论争中，谈论“新方法”的可行性与功过是非，谈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等问题最起劲的正是他们。对于年届花甲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学习新东西，紧跟理论潮流已有些力不从心，而在旧学方面又深感功力远不能和老一辈相比，于是他们就有一种如宁宗一先生所说的处于新旧夹缝中的感觉。尽管如此，长久被禁锢的经验告诉他们，学术需要思维变革，所以在他们的学术观念中总摆脱不了新旧的情结，其学术明显流露出求新的焦虑。而这“新”又因为缺乏必要的可操作的规定性，以致被赋予一种极空洞抽象的含义，最终使他们求新的努力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事实上，第二代学者的成就与贡献主要在传统方式的研究中，古籍校理与考订，作家生平考索，研究资料汇编是他们成果中最引人瞩目的部分。与上代学者相比，他们已有一定的学科建设意识，有改变前辈小生产方式，推动学术社会化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文本的整理和基础资料的编纂，实际上是在他们手中蓬勃展开的，我们在唐代 文学研究的资料和学科建设工作中已看到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正是由傅璇琮、周勋初、陈伯海、郁贤皓、吴汝煜等先生主持的一系列资料整理工作，为近十年的唐代 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整个唐代文学研究在短时期内跃上一个新的水平。可以预见，规模化的基础研究和自觉的学科建设工作将成为他们这一代学者将来为人称道的主要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