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三十年的封闭与动乱后，国门开放，文化碰撞和学术交流使比较文学重新又回到了跑道上，而更年轻的中外诗学比较还处于起步阶段。新时期的比较诗学，最初是在一批老专家的论着中发轫的，其中包括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钱钟书《诗可以怨》、戈宝权《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金克木《〈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林林《中日的自然诗观》、冯至《杜甫和歌德》等。在1983年8月召开的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我默凯迈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人与九叶诗人》、周发祥《也谈唐诗意象的具体性》、赵毅衡《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张隆溪《诗无达诂》几篇中国代表的论文，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外诗学比较研究的奠基之作。随后张隆溪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呼吁“应当开展比较诗学研究”，尽管他使用的诗学概念是西方文论的内涵，但与同时刊出的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之比较》一文相表里，仍对中外诗学比较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此后学者们便摸索着可供比较的问题，而曹顺庆的工作显得尤为突出，他的一系列论文，为学界勾勒出中西诗学观念中一组对应的范畴，如文道与理念，意境与典型，妙悟与迷狂，风格与体，物感与摹仿，风骨与崇高，出入与移情、距离，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 孔子的发和等等。这一对对理论命题，我相信对任何一位诗学者都是会有诱惑力的，它让我们忽然发现自己的传统中竟有那么多独特的理论财富。1986年笔者读到作为博士论文的《中西比较诗学》稿本，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佩服作者的敏锐和机智。但同时也隐约感觉到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时比较的内容不属于一个理论层次，有些牵强。比如在比较中西艺术本质观时将意境论与典型论作为各自的理论核心，意境论举的是诗论的材料，而典型论却是举小说理论的材料。这怎么能说服人呢？我觉得应该拿诗论来说明西方的典型论，拿小说理论来说明意境论，才是当行。这涉及到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可比性，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上述现象的产生看来与求异的动机有关，差异对比较文学者来说显然比相似更具有诱惑力。也正是中西传统对立的先验观念，导致了时下流行的中国诗是表现的，西方诗是再现的这一简单化的结论。不过我们看到，后来出版的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已摆脱这种思维定式，从功用论和表现论为基本线索，分别考察两种理论在中英诗学中的发源、流变及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体现，使两个基本命题在中英诗学的历史展开中得到比较印证，从而归结于各自诗学传统的二重性。这显然是个可取的思路。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诗的精神也是相通的，随着不同民族间文化和文学的日益沟通和理解，我们定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

    在诗人的平行比较中，可比性同样也是个突出的问题。仅因其题材、意象、风格某方面的相似，如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陶渊明与泰戈尔的静，李白与莎士比亚的鸟， 李清照与勃朗宁夫人的身世，就将来比较，虽然都可以做一通有模有样的差异分析，但仔细想想，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横亘在这些诗人中间的不只是种族的时代的差异，还有社会性质的差异。也许只有在相似的时代、相似的社会历史阶段的作家才具有可比性。诸如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文艺观，《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屈原与但丁的长诗之比较大约是可行的，像《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李白诗歌崇高美与西方艺术崇高美的比较》，可比性似乎就有问题了。相比之下，诗学的影响研究，如王晓平关于中日诗学比较的一些论文《日本和歌理论对〈诗大序〉的引照》、《袁宏道的性灵说和山本北山的清新诗论》、《中日诗歌自然意象的融通与反差》，因有一定的实证性，倒不失为一种初步的积累。除了可比性的问题外，我觉得中外诗学比较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征引材料的缺乏经典性和代表性。不少论文所举的材料是较随意的，或随便摘自一本通俗性着作，或取诸报刊所刊登的译文，拿来即比，这不能不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当然，这种情况是与学科草创阶段的研究水平与图书资料的客观条件有关的。从目前中外诗学比较的成果积累及学术前景来看，我觉得影响研究的课题到一定时候毕竟会相对饱和，平行研究乃是无限广阔的天地，在资料搜集、知识准备与学术积累都远未提供成熟条件的情况下，与其盲目地随意地捕捉比较对象和课题，不如做些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弄清一些基本事实与观念的同异。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所作的正是这样的工作，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与之类似，杨周翰《中西悼亡诗》也不外如此。杨文指出的“在西方，爱情是一种追求，婚姻才是求爱的高潮。而在中国，婚姻只是可能发展为爱情关系的开始。……妻子之死只是男人可以公开合法地表达自己对配偶之爱的唯一机会”，我想对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的学者反思自己的诗歌传统，都会是很有启发的。中外诗学比较的目的，在于通过不同民族诗歌经验的比较，使我们对诗歌的本质与文体的理解变得更全面与深刻，不致因无知而作出狭隘武断的结论。从这一立场出发，类型学的比较就可以说是一个较切实可行的选择，但这同样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对不同文化的深刻理解。同样是比较悼亡主题，茅于美《情真意深的伤逝悼亡诗》涉及的深度就远不如杨周翰文。这告诉我们，诗学比较不是想比就能比出来的，它需要坚实的国别文学研究的基础。这同样说明，比较文学家不是比较文学学科——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的话——所能培养出来的。近来，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即开始留意域外汉诗的文献，肖瑞峰的日本汉诗史研究，张伯伟的韩国诗话研究，张寅彭的日本诗话研究都已开始发表初步的成果。这些中国诗学者之涉足于中外诗学比较的领域，一方面表明他们对中国诗学的超本土文献意义的发现，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诗学之世界意义的重估，另一方面不也表明诗学的比较，实质上是起于参照他人以求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动机吗？所以比较的前提是首先了解自己，比较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个本国文学专家。当然，这只是就中外诗学的比较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