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从古代诗歌丰富的艺术经验中抽象出一与多对立（对比、并举）的美学原则，指出：“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作品中的出现，是为了如实反映本来就存在于自然及社会中的这一现象，也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而《读诗举例》一文则从鉴赏的角度分析了古典诗歌作品中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的辩证关系，使古典诗歌的批评与鉴赏由经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种由具体作品导引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传统方法”，作为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当代批评理论建设的回应，有力地推动了传统批评理论、批评方法的反思与总结。赵昌平根据自己研究唐诗的心得，提出意兴、意象、意脉三者是唐诗创作论的基本范畴，也是理解唐诗艺术精神的关键，由此建立起一套解读唐诗的原则和方法。这也是直接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有效尝试。在诗歌批评方法的研究上，张伯伟所做的工作引人注目。他最初以钟嵘的《诗品》为例，概括出中国诗歌批评的六种方法：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后又以一组论文深入地讨论了诗格、句图、评点等批评方法。他的论述建立在翔实的文献掌握上，在理论阐发之外，还有着很强的实证性，因而理清了批评史上关系重大的一些理论环节。通观八十年代以来的诗学，诗话日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张葆全率先发表《古代诗话词话学术价值初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此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论文与张葆全《诗话与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中华书局，1990年）、张葆全主编《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研究着作。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诗话毕竟是诗学最主要的材料和对象。不过，麇集在“诗话”这个概念下的着作，在内容和文体上都缺乏规定性（试看《清诗话》所收书的性质），它涉及到诗学的全部内容，可是又不能包括诗学的全部范围，在外延上相当不明确。所以尽管早在三十年代徐英就提出建立“诗话学”的构想，但它究竟是否能成为“学”，实在还有待斟酌。

    诗歌史研究是近十年来中国诗学中最活跃也是最有成就的领域。先后出版了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刘跃进《永明诗歌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大雷《中 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镰《元代西域诗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一批引人注目的时段研究着作。至于作家研究的论着更是不胜枚举，陈贻焮《 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罗宗强《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阎琦《韩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程千帆等《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萧瑞峰《 刘禹锡诗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勋初《诗仙 李白之谜》（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等着作，让我们看到历经生活磨难、阅历丰富的三代学者在作家研究中所显示出的富有穿透力的批评眼光。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背景下，江苏古籍出版社在八十年代后期及时推出一套“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其中所收的杨海明《唐宋词史》、严迪昌《清词史》、朱则杰《清诗史》都是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发展的重要着作。最近吉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公木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歌史论丛书，基于近年诗史研究的丰富积累，经过相当充分的准备，这套书在诗史进程的理论阐释上达到了新的深度，相信会推动诗史研究的深入。

    回顾十多年来的诗史研究，可以看出两个新的特点：一是诗史过程的“深描”，二是创作“范式”的揭示。诗史过程的“深描”首先意味着诗史线索的细致清理，这一点通过唐诗这个公认成就卓着的研究领域来说明再合适不过。唐代文学研究在学术范式的转型中，有三位学者是有代表意义的，一位是傅璇琮，一位是葛晓音，一位是赵昌平。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采用丹纳《艺术哲学》的观念，有意识地对那些夙为人忽视的、作为大作家之和声与背景的小作家进行研究，并从中获得关于一批诗人、一个时期诗风的实证知识，从而使我们对杜甫以后 白居易以前的诗史开始有了稍为清晰的认识。他的工作为诗人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进而也为文学史面貌的揭示带来了转机。葛晓音的诗歌史研究是从另一条途径接近历史的，她以自己的研究重新审视作家的创作，从内容的更新和艺术的独创性两方面衡量作家或流派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贡献，由此确定其文学史地位，在修正以往的不适当评价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诗史序列。其结果就凝结为《八代诗史》与《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这两部着作与她的一系列论文在另一种方式上体现了诗歌批评、诗歌史研究向历史即创作本身回归的学术转型，在八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赵昌平的研究可以说是傅璇琮思路的推进和深化，他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一文进一步将诗人群的资料整理提升到综合性研究的层面，通过对诗人集团的综合研究填补了时段研究的空白。需要说明的是，集团、流派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颖的研究范式，从曹丕《典论·论文》到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到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都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范例。但它们针对的都是已知的或约定俗成的群体，所处理的可以说是文学史的既定事实。而赵昌平的论文则不同，它提出的问题是前所未知的，吴中诗派是他的发现。打个比方，前者好比是根据博物馆的藏品写陶瓷艺术史，虽然每个人的见解、评价不尽一致，但涉及的内容却是共同的。而赵昌平则好比是用考古发掘的瓷器写陶瓷史，每发现一件实物，都会引出新的结论。吴中诗派不是像“初唐四杰”、“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咸通十哲”之类的现成问题，它是从诗史现象中发现的新内容。这样的工作不是对一个诗史常识的再认识，而是对被湮没了的诗史的发掘，具有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意义。赵昌平的一系列论文都有这样的意义，它们给唐诗史研究带来震动，改变了传统认识中的诗史序列。历史的碎片正是在这样一种工作下逐渐复现出原有的丰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