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形而上学回归历史：学术转型期的中国诗学研究

    八十年代初叶，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思潮再度涌入，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造成极大的冲击。我们的学术研究像整个当代文化的发展一样，开始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转型，我认为首先表现在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的被扬弃，在学术观念上体现为由逻辑或迳曰形而上学向历史回归。这一转变意味着如下一个事实：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由点着名作家、经典作品转向面思潮、流派、群体，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重新进行清理。这种工作基于一个不同于往昔的理念，即视事实认识的重要性高于价值判断。学者不再专注于作品内容的优劣取舍（精华糟粕之分），而是首先着力于清理事实；不是醉心于给作家贴标签，打分数，而是关注文学史现象，努力发掘历史的遗迹，复现文学史的原生态。这种转变，在中国诗学的研究中表现为研究视角的转变，由社会的转向审美的，由逻辑的转向实证的；而在整个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则显示出由文学的向文化的转移。只要读一读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程亚林《诗与禅》（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葛兆光《汉字的魔方》（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刘扬忠《诗与酒》（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我们就会真切地感到，中国诗学研究的视野和方式的确是不同了，不仅研究角度、思路异彩纷呈，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贴近古人的心灵了。

    历史的方式首先意味着对史料整理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且不论《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等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规划的新编总集，将荟聚一代诗作，为学术界提供齐备的研究文本。旧有总集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五代诗》、《全 宋词》的考证和校订，也一直有许多学者在投入热情和精力。《全唐诗》的辑佚与辨伪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学者，他们黾勉从事的结果就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八十年代以来，古典文学成绩最显着的研究领域众所公认是唐诗研究，而唐诗研究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一批学科带头人重视基本文献整理是分不开的。没有哪个研究领域像唐诗那样出版过如此众多的选集、别集校注本，大到李杜韩白，小到于濆、戎昱，都有各种形式的注本行世，还出现了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这样的古注钩沉的力作。唐诗书籍有着录（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全唐诗》篇章有索引（已出若干作家），人名有考证（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重出篇目、交游唱和诗篇有索引（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全唐诗〉重篇索引》、吴汝煜《唐人交往诗索引》、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传记资料有汇考汇辑（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周勋初主编《唐人佚事汇编》及各作家专辑）。其它相配的工具书还有郁贤皓《唐刺史考》、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等。这些成果给研究者带来的便利条件，是其它研究领域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这还只是作者传记和作品本身的文献研究，至于诗学，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萧华荣辑《魏晋南北朝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等编《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吴文治主编《中国历代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都是嘉惠学界的有功之作。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伯海主编唐诗学丛书中的《唐诗评论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搜集许多难得见到的资料，加以分类整理，更为学者提供了历来关于诗歌观念、关于唐诗的丰富的参考文献。

    在由逻辑回归历史的学术转型中，一批学者继承陈寅恪、岑仲勉以史证诗的传统，从史学入手研究诗歌，考证成为许多学者努力从事的学术方式。不过，八十年代以来的文献考证，已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作业的范式：学者不是仅凭自己的兴趣或带着具体课题搜集某方面的资料，而是在一种系统原则的主导下，全方位地清理一个学科领域的文献，比如像陈尚君清理唐代文献，张伯伟清理唐五代诗格，徐俊清理敦煌诗卷，杨镰清理元诗文献，张寅彭和蒋寅整理清代诗话目录，做的都是竭泽而渔式的工作。经过这一番梳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从文献研究中暴露出来。陈尚君的工作是尤其值得称赞的，由于有了他对历代典籍的广泛考索，对清编《全唐诗》的全面清理，新编一部收罗完备、校订精审的《全唐诗》才成为可能。他在检阅古籍过程中发现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伪托（《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与杨镰对坎曼尔诗笺的证伪（《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成为当代诗学文献研究中两个最有意义的发现。这样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深入的文献研究将使更多的诗史、诗学史问题浮现出来。而一批年轻学者的参与与投入，也必然会使诗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变化，由理论的单一视角变为文献、历史、理论的多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