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世仪于明清之际以理学名世，明亡后不应科举，讲学以终，可以说是个气节之士。然而他的这段议论却十足表明了韩非子君臣相市的观点。他认为臣之报君有“分谊”在，到什么地步说什么话，徐次桓在明只是诸生，受朱家王朝之恩尚浅，不必为这守节，迫于各种压力也可以应试。这一事例，不妨说为何谢两先生论证的朝宗受迫应试提供了一个旁证，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陆氏突出强调“分谊”的问题，将不可选择的事亲之孝也划定界限，以类比说明报君的限度，只能表明他在君臣关系与对君主的态度上持论更为通达。他没有抽象地讨论出处的是非，而是着眼于出处的动机之诚伪，具体联系到天下民生之苦来看待出处的是否合宜。所以尽管他自己不欲出仕，却勉励徐氏出而济世。这与钱谦益的贪图爵禄、热衷荣名是有根本区别的，钱氏也正因此才遭士人鄙弃。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四载一事云：

    明末大臣之无耻莫如虞山钱牧斋。牧斋固自称遗臣领袖，将抱首阳、栗里之节者，而一念好爵，遂致倒行逆施（列举种种谄附豫王之状，文繁不引）。牧斋尝归里，舟过蠡口，有客舟前梗不得行。客舟中皆苏常士子避难而出者。遽问来舟为谁，舟子对以常熟钱相公。士子十余人佯为不知，移舟过访。牧斋日：“某明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现今礼部侍郎、翰林学士钱某也。”士子讶日：“太保故未死耶可谓庆矣！”即声别同去。牧斋忸怩者久之。

    以钱谦益所受明朝隆恩，在时人看来大约谊属必死，今乃非但不死，反贪图清朝的顶戴，怎不教人鄙憎！由此我们可以申言，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出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行为本身而在其动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曰：“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陆世仪激励徐次桓济世泽民，可以说正基于这样的认识。顾炎武虽很反感李因笃拉李二曲应征，但他和徐乾学的甥舅关系并未因徐仕清显达而断绝，只是嫌进京住在徐家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与潘次耕札》，《顾亭林诗文集》第16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而已。顾炎武本人在66岁时拒绝康熙的博学宏词之徵，固然为举世钦佩，但同年（康熙十八年）施闰章、汤斌、彭孙橘、汪琬、李因笃、朱彝尊、毛奇龄、孙枝蔚、尤侗、陈维崧、博山、严绳孙、李来泰等186位名士应召之京也没给这些人的生平带来污点，相反此科倒是有清一代为人乐道的盛事：“抡才之典于斯为盛”！（参看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法式善《槐厅载笔》、董潮《东皋杂钞》）在侯朝宗逝世的翌年中进士的王渔洋，仕清也不构成任何节操上的瑕疵，如果说侯朝宗长渔洋十五岁，在明末为“四公子”之一，就该奉明正朔，不食清粟，这不成了黄宗羲所鄙视的“君为已死而为已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原臣》）了吗？在情理上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对此我们后人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而不应以正统的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正像对古代的“节妇”不必去赞美、对追求爱情的“淫奔”不必去谴责一样。为什么我们在男女情爱方面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体谅古人，而在出处问题上就不能了呢？说到底还是晚清以来严于满汉之分的民族主义观念在作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