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

    在否定论者中，吴晗先生的考证是很有威力的。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王世贞说已被吴晗的考证彻底推翻。事实果然如此吗？吴晗在1931年发表了《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翌年又作《补记》，1934年又发表了《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不少研究者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对吴晗先生的考证不加分析地推崇，所以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研究。

    首先必须肯定，吴晗的考证是有贡献的。其贡献就在于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倒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

    第一、 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吴晗查了《明史》卷二四《王忬传》，搞清楚了王忬确死于严氏父子之手。但原因是什么呢？该《传》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与……等俱宜按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由潘家口入渡滦河，……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忬及……罪，帝大怒……切责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下诏狱……明年冬竟死西市。”这就是说，王忬之论死，主因是滦河失事，与唐荆川确有关系，而直接弹劾者为王渐、方辂。那么与严嵩有没有关系呢？《传》又云：“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可见王忬父子积怨于严嵩父子甚久，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这里与《清明上河图》“伪画致祸”说似乎毫无关系。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在该书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中，王世贞自己讲：“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是关于杨继盛，其二是关于沈炼，其三是关于徐阶。这里也没有“伪画致祸”的问题。吴晗又查了《明史·王世贞传》、丁元荐《西山日记》等，都与上述之原因大同小异，与《清明上河图》毫不相涉。

    第二、 《清明上河图》与王家无关。

    吴晗查阅多种文集、笔记，以弄清《清明上河图》的沿革。此图为宋张择端作，为李东阳家藏，后流传吴中，归“苏州（陈湖）陆氏”.其人“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 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田艺蘅：《留青日札》）王彪、张四为严氏鹰犬。后来“陆氏子负官缗，质于昆山顾氏”.此顾氏者为顾梦圭、顾懋宏父子。顾懋宏正处严氏当国时期，因其“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昆新两县合志》卷二《顾梦炎传》），《清明上河图》就“卒为袁州（严氏）所钩致”.从此图沿革中看不出与王家的联系。那么沈德符所记的“伪画致祸”说从何而来呢？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在该书卷一六八有《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云：“《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赝本乃吴人黄彪造，……今在家弟（世懋）所。”在第二跋中，王世贞又说：“《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由此可见，王世贞家确藏有《清明上河图》赝本。但严嵩“出死构”的，非王世贞家藏的赝本，而是昆山顾懋宏家藏的赝本。构祸者是汤九或汤裱褙。由此吴晗提出了自己的考证结论：“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那么沈德符等人为什么会“捕风捉影，因讹承讹”呢？吴晗认为，沈氏等人“是看不清《四部稿》两跋的原意，误会所谓‘权相出死构’是指的他的家事，因此而附会成一串故事”.而后人又“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沈德符）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吴晗的这段考证详实，证据十分充足，足以证明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起因在于“伪画致祸”的种种传说故事之无根。这是他的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由此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就未必妥当。

    为了证明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笔者有必要说个简单的比喻。比如：有一落水的小孩传说是A救起的。因为这是件好事，故在许多人中广为传颂。众多传说者又编出了关于A某如何救落水小孩的种种离奇的故事。于是新闻记者B某对此事作了调查。B某通过详细的查证，证明所有的关于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纯属“捕风捉影，因讹承讹”.于是B某得出了“A某根本没有救过小孩”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码？恐怕一般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显然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 A某根本就没有救过落水小孩，因此，不仅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是假的，而且A某救小孩这件事的本身亦是假的；第二、 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是假的，但A某救小孩这件事的本身却是真的，就是情节没有那么离奇而已。显然B某的调查是有贡献的，但也是有片面性的。他只搞清楚了种种离奇故事的真伪问题，却没有搞清楚A某救小孩这件事本身的真伪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彻底排除第二种可能性。这种建立在片面的调查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绝对否定的结论，怎么可能完全正确呢？这个简单的比喻当然不能与吴晗先生的复杂的学术考证相提并论，但其基本的道理是相通的。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一、 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二、 彻底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三、 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在这三条中，第三条是最重要的，因为考出了《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不是王世贞，前面两条亦就不攻自破；如果就前面两条而言，那么第二条远比第一条为重要。因为彻底否定了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第一条亦就不攻自破。但十分遗憾的是，吴晗先生只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如前所述，吴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亦为学术界所公认。对第二个方面的考证的重要性，吴晗先生有没有认识到呢？有的。在《〈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继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之后，吴晗又专门写了一段文字，小标题就叫：“《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可见，吴晗专设此段，意在解决第二个方面的考证问题。照常例说，这方面的考证是推倒王世贞说的决定性部分，吴晗必须花大力气。但他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能够这样做。以致使他在这决定性的考证上失之平庸，没有说出多少有价值的根据。为了不失之于武断，我们有必要作些具体分析。

    吴晗在“《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段文字中，主要讲了三点。第一、 严世蕃是正法死的，而并非为王世贞所着《金瓶梅》毒死。这是事实。唐荆川亦非被毒死，而且比王忬早死半年，“王世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顺之死后”,这也是事实。但是吴晗所指出的这两个事实，仍然只能证明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毒杀严世蕃或唐荆川的传说故事的荒唐，而不能证明《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第二、 吴晗说，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的说法“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归之于同样是“嘉靖间大名士”的汪道昆、屠隆、王百谷、张凤翼等人。这也是对的。但这样的推论能成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根据吗？第三、 吴晗是这样说的：“再退一步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问题是他是江苏太仓人，并且是土着，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吴语'?《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虽曾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是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着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假使不能，又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呢！”（以上所引吴晗先生的论述，均见其着《金瓶梅的着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这可以看作是吴晗提出的《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重要证据，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金瓶梅》中不是如吴晗所说：“不’时作吴语‘”,而恰恰是“时作吴语”.吴语在书中常常出现，这反而证明其作者必为南方人。其次，吴晗设问：“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王世贞在山东为官的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着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这个设问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能设问，吴晗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王世贞在这三年中，为写作的需要，就不可能学会山东方言呢？显然，吴晗的这条“再退一步”说的根据，是不过硬的。由此可见，吴晗在作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时，证据是十分软弱的。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考证，即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的问题，吴晗也有所考虑。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及《补记》中，他曾说过，下一步要下工夫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可惜的是，他的这个打算并没有实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吴晗的第一方面的考证贡献很大，第二方面的考证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证仅有设想而已。而就整体而言，要否定王世贞说，后两个方面的考证是决定性的，远比第一个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吴晗却只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就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就形成了他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吴晗先生曾经指责清人对王世贞说不加分析地“靡然风从，群相应和”.没有想到，在吴晗先生之后，不少研究者，包括郑振铎、赵景深等先生在内，对吴晗的：“《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之说，也来一个不加分析的“靡然风从，群相应和”.真不知为什么，历史会如此相似地重演。但是不管是靡然风从，还是群相应和，王世贞说却并没有推倒，这是事实。作为一家之言，王世贞说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